张伯苓曾称自己"一脚踏在臭沟里",1951年2月张伯苓去世后，没有举行一个像样的追悼会，他在遗嘱中"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这一切，都是因为张伯苓在1948年7月短暂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

　　1948年6月15日，蒋介石致电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转南开校长张伯苓，请其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先生道鉴：兹谨请先生担任考试院院长，藉宣清望，使试政为国人所崇，士流所瞻，依之愿中，亦得常承教诲。思维再四，非公莫属。拟即日提请监察院同志，万望鉴诺。以时间迫促，不及先征同意，并祈原谅。中正叩。"

　　蒋介石深知张伯苓不从政的性格，于是用了不征求意见式的先斩后奏，其言词恳切且急迫，但明显地表露出没有商量余地之意。

　　杜建时接到电报后，立刻驱车前往张伯苓住所。张读了电文后，明确表示最近身体不好，请杜建时"婉陈恳辞".杜则"以国家为重，并为钧座分劳"相劝。最后，张伯苓"极为恳挚"地提出两个不能就任的原因："一、年老体衰，难任繁巨；二、素乏行政经验，恐误试政。"话已至此，杜建时只得告退。

　　回到市政府，杜建时立即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从档案中的电文底稿看，杜先对蒋介石的"总统德意，至为铭感",次是对"张先生为国热忱，极为恳挚"给予肯定，然后转达了张伯苓的两点意见，说明张"身体较弱，确属实情",只是将原本写好的"现当暑期，每晨办公仅二小时，下午则完全休息，诚恐不克担任"一段删去了，最后表示自己"刻仍在谆劝中".杜建时还在这封电报上特别标注"19时发，限2小时到".

　　6月18日，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致电杜建时："……伯苓先生出长考院，业经中常会通过定案，如不允，就将使总统万分为艰。望就近尽力敦劝，务请其打消辞意，勉膺艰巨，至所祷企……"电文前注明"限即刻到".这封电报将张伯苓逼到了绝境：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已经成了法律上的定案，世人都将知道张伯苓已经是考试院院长了，如果再不答应，那就是不给蒋介石面子，存心让蒋难堪！

　　杜建时在该电文上的批示是："请秘书长子青兄持原电谒张先生。"电文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四行钢笔字："一、身体□□（字迹不清，无法辨识，应为'不好'之意）；二、无作行政事经验；三、行宪初期，恐误重任；四、另简贤能。"经考证为张伯苓亲笔。一是表明自己态度，二是好让梁子青交差。而从四行小字末尾张伯苓手书的"真话"两个大字，则更可以读出他的真诚和决心。

　　杜建时拿到梁子青带回的张伯苓手书后，立刻将情况报告总统府。这封电报的草稿更是涂改了多次：草稿中如实地写了张伯苓的四点意见，并有"伯苓先生语出至诚，辞意恳挚，似难勉强"字样，但在正式电中则改为："承告国家前途光明，自己本应效劳，为总统分忧。惟今年七十三岁，每日午后头部有时发晕，今再担任新职考试院，学习行政经验，恐有遗误，反违总统倚畀感意，至为感激。经郑重考虑，敬请另简贤能，嘱为婉曲转陈。"该电18日17时发，限1小时到。

　　电报还未及发出，杜又接到蒋介石致张伯苓的第二封电报，档案中虽没有该电文，但从杜的回电中可以得知，张曾给蒋发了封婉辞的电报，蒋的回电仍是敦请张就任之意。杜在回电中说，已经"发动张先生契友及素为张先生重视之南开校友，分头向张先生进言",以"期上符钧座推进试政之至意".该电仍限1小时到。

　　"南开大学张校长伯师钧鉴：顷闻大命将长考院，仰慕德辉，情殷立雪，谨电预贺。敬叩。崇安职生吴瀚涛。"档案中的这封电报，是6月24日东北合江省政府主席吴瀚涛给张伯苓的一封预贺电报，明显是杜发动南开校友的成果。它告诉我们，就连远在东北的南开校友都被发动起来敦劝张伯苓，在天津的友人就更如走马灯似的游说了。

　　张伯苓被逼无奈同意就任考试院院长，但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仍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二是只任职三个月，因为"南开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南开".蒋介石满口答应，并派张群北上迎接。

　　7月6日，张伯苓离津赴南京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