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我国着名文艺理论家。1936年生于福建连城，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第一届主任，曾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组首席专家。其专着《文学概论》、《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文学创作与审美心理》、《文体与文体创造》、《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文学古代文论》、《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童庆炳文学五说》、《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等在文化界影响广泛。

　　记者：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文学艺术以其丰富、博大和深刻，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但是在当今的多媒体时代看，人们的文化生存方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甚至有人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提出了种种质疑。如何认识这一时代发展中的文学的命运？

　　童庆炳：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的发展，艺术的门类越来越多样化，不再仅限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雕塑，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等。电子媒体不仅使得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开拓出许许多多新的艺术门类，像动漫就是崭新的艺术形式。即使像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都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连续剧就是《渴望》。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文学自然受到冲击，西方学者甚至提出"文学终结论",喊得很响。

　　讨论文学终结问题在中国是没有历史根基的，可是在西方，数百年间，不时出现为文学辩护、为诗辩护的思潮，像华兹华斯、雪莱都写过同名的文章《为诗辩护》。后来黑格尔也提出文学终结论，认为哲学在某一天将要取代文学。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着名文学批评家米勒提出，文学作品，甚至情书都要终结，因为有电子的手段，纸质的文学作品成为多余。2002年，我和米勒曾经当面讨论。我的观点是文学不会终结，文学是人的生命血脉很自然地延伸出来的精神产品，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只要生命存在，人的情感存在，人就会需要这样一种表达生命意识和情感的艺术形式。

　　记者：但是，似乎文学阅读的减少，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感受。

　　童庆炳：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论证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究现在读文学作品的人是比过去多了还是少了。其实，法国有一家报纸做过统计，认为现在读文学作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这种统计结果可能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状况有关。有的国家的民众可能并不喜欢电子媒介的那种喧嚣、纷乱，而喜欢安静、单纯地读书。在中国，有的人喜欢电子媒体，也有的人嗜书如命。不必把文学神圣化，也不必悲观，文学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文学是艺术家族中最浩大的一门艺术，我们有一个全国文联，但还有一个平级的艺术组织就是作家协会，其中的道理也在此。

　　事实上，中国文学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学的重要性首先通过诗歌表现出来。《诗经》中的"风"其实就是各地的民歌、老百姓吟唱的歌谣，是作为统治者考察民情民心的依据。中国的第一大诗人屈原，通过诗歌抒发自己的爱恨与愤怒。两汉的史传文学，发挥着总结历史兴衰、探究社会规律的作用。到了曹丕那里，文学、文章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了隋唐，诗歌成为科举选拔的重要科目，文学的地位更加突出。宋以后，填词度曲变成一种正式的职业。可见，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中国人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一直有着审美的和现实功利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古代中国，不可能有文学终结的说法。

　　记者：在诸多艺术中，您觉得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学不可能被其他艺术形式取代？

　　童庆炳：按照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说法，语言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音响，一个是概念。面对一棵树，我们发出shu这个音，同时，我们说shu的时候，头脑中出现一个概念……树的音响、形象，就是所谓的能指，它还包含审美形象，包含意味。郭沫若留学日本的时候，学写短小的俳句。有个日本人写了一首：松岛--松岛--松岛啊--松岛。郭沫若就想到可以写一首：菩萨--菩萨--菩萨哟--菩萨，词汇形式上是简单重复，但是可以表达强烈的情感。这就是语言的独特之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不会感觉到语言的意味，只是觉得它是概念，如春风、野火，对我们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概念。"群鸡正乱叫"乍一看，很不像诗，但这是杜甫《羌村三首》中的名句："群鸡正乱叫， 客至鸡斗争。"表达的是安史之乱将结束时对和平、温馨的乡村生活的神往。语言的这种变化无穷的意味，使得文学更深刻，更宏阔，更细腻，整体上是其他艺术种类难以比肩的。

　　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商业社会，物质产品不断涌现和繁荣的社会，但是精神文明的一些领域却在萎缩。文学和其他的艺术一起，恰恰组成一个人的精神家园。在后现代社会，由于工业生产和市场竞争高度发展，人的精神世界却被挤压、扭曲，变得单薄和干枯，我们确有失去精神家园的危险。文学艺术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种救赎。

　　记者：我注意到前一段时间，北师大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其立意何在？这是一个推动当代文学创作的教育性机构吗？过去我们很多学者都认为大学中文系应该培养学者，而不培养作家。

　　童庆炳：我们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其意义一是加强国内外文学界的交流和对话，二是开展文学创作的研究和教学。我们下一步要招学生，他们要正式参加考试选拔，然后进入中心学习，志趣是搞创作。

　　办好语言文学系应该分两条路来走：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创作。英美国家也是这样的，他们的学位论文是可以用小说代替的，一个写作专业硕士生，可以用6万字到10万字的小说获得学位。我们过去对语言文学的认识是片面的：只搞文学研究，不指导创作，不培养作家。结果，我们作家的文化水平一般较低。美国、欧洲各国拿诺贝尔奖的大都是大学教授，懂好几国语言。我们的作家许多是小学、初中文化，理论素养比较欠缺。更可怕的是一部分作家，还固执地认为作家不需要理论。人是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作家也应该把感性和理性的潜力全部释放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家。一个作家只有把自己的理性认识很好地渗透到作品的感性形象中去，思想才会更深刻，意味才会更绵长。思想上的教条会妨碍创作，但理论绝不等于教条。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向主管部门建议把中文系的写作课改成文章学专业，没有被采纳，说是不成熟。其实文章学是我们所有学科中最有历史积淀、最成熟的专业。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遗憾，为培养更具文化底蕴的新一代作家，做出有益的探索。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