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态或者现状，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您是如何看待的？
童庆炳：文学是一个场域，应该包括作家、批评家、理论家、读者、文学传播等等在内，文学批评在这种场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批评家没有见解。为什么？因为批评家自己没有生活体验。他们整天就看作品，从这部到那部，从书本到书本。我认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应该从生活中来，从时代的深处来。他应该用这样的思想观念独立地评价作品，而不是跟着作品絮絮叨叨。
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意义的深度和广度，往往是由批评家发现的。能够成就大作家的，往往是大的文学批评家，最典型的就是19世纪的俄罗斯。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就不会有那样大师辈出的文学时代。特别是别林斯基，没有别林斯基为普希金写的多篇论文，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父--普希金的价值就很难得到人们的发现和认可。我们今天特别缺少别林斯基这样的，从生活中、从时代深处养成和发展自己独立思想的批评家。
一部文学作品要成为文学名着，需要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经典化过程。陶渊明写那些诗的时候默默无闻。汉魏六朝是大家族统治的社会，如果不像谢灵运等诗人那样出生在大家族，很难进入主流。所以，汉魏六朝末年，萧统编《昭明文选》，虽收了陶渊明部分诗歌，但位置不够，后来钟嵘把陶渊明放在《诗品》的中品中。整个唐代陶渊明的地位也不算高。到了北宋，由于一代文豪苏轼的推赞，陶渊明才最终成为光耀千古的大诗人。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有一些作家在默默写作，但不急于示人。若干年后，新发现的一些作品，有可能比我们了解到的那些要更深刻、更博大。我一直抱有这样的大历史观念：一个人的成就可能不是现在评定的，是在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再去评定的。
记者：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您先后开展了文学特征、文艺心理学、文体学等研究，近些年来，您一直在提倡和实践文化诗学，这种学术路径的选择遵循了怎样的理论和现实逻辑？
童庆炳：我真正的文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从文学特征的研究开始的。当时，文学理论界要面对的是清理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和问题。我提出文学的审美特征论，我认为，文学的特性最重要的是用情感评价周围的事物，包括周围人们的活动。情感的评价就是审美的过程，文学的成功与否不能局限在个别形象的描写上，要看整体的审美特质。为了进一步论证和研究我的观点，我带了13名师生开展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持续了五六年，到1992年结项，共出了16本书。这些着作其实就是给文学的主体性以审美心理学的解释。
在此之后，我进入了文体学的研究。在鲁迅文学院上课的时候，我深深感到，作家们在创作中，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什么，一个是怎么写，怎么写就是文体。一定的文学体裁要有一定的语体，一定的语体发展到极致，就会有风格，文体是一种三要素的结构。我做了5年左右文体学的研究，编辑了一套丛书出版，影响很大，文体学也很快成为比较热的学问。
之所以进入比较诗学的研究，是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翻译了很多国外的理论作品，不少学者生吞活剥，把理论文章写得艰深晦涩，使读者不知所云。我就把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希望从中国文化的背景中来审视西方诗学，力图把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借鉴过来，形成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架构。
近些年，我一直在提倡文化诗学。有不少年轻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英国威廉斯文化研究学派那里汲取了理论资源，提出要把文学理论批评变成文化批评。我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是文化批评，文学批评是审美研究，而文化批评是社会学研究。引进社会学的视角对文学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把文学研究泛化，就背离了文学活动的主旨。与此同时，我觉得，过去的文学批评也的确缺少文化内涵，为此，我就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格朗布拉特提出的。他在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演讲中，用了一个题目：走向文化诗学，当时我并不知晓。相差几乎一年时间，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学术讲坛上用的题目也是：走向文化诗学。题目完全一样，但我们的意思是有差别的，他是在研究莎士比亚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要从历史语境中加以探究；我是想在文学批评中加入文化这样一个视野，因为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和别的文化存在往往交融在一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更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对的审美性仍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中的文本细读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研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的真实面目。
去年我去了淮南的敬亭山，那里有一座唐代玉真公主的纪念碑。人们说，玉真公主晚年在此修道，说李白在此经常与玉真公主会面，《独坐敬亭山》写的就是对玉真公主的感情。回来后，我查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发现玉真公主的道观都在长安、洛阳、王屋山，一生没到过淮南，李白和玉真公主也不可能有那样深的交情。后来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发在《河北学刊》上。这样分析的东西是比较确实的，比较有文化内涵的，不是随意的单薄的主观印象。
记者：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和世界的交流日益深入，您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学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提高和壮大自己？
童庆炳：一定要坚持198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文艺思想。邓小平同志讲：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提法不再提了，写什么，怎么写，应该由作家自己去解决。这样的观点是对文学的大解放。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作家在创作中，一定要珍惜创作的自由权利；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自觉加强个人的文化素养，用中国古代的文化、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西方的文化来充实自己。
很多人热爱文学，从事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以后作家的文化水平定会提高。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