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隋唐时期，官邸制又有新规，王公等大贵族和三品以上官员的宅第可以临大街，允许在坊墙上开门；可在门外设“阍人之室”,即如今的值班岗亭。白居易《伤宅》写的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旁”,说的就是这种高级官邸。

　　隋唐时期的官邸称为“赐第”,以赏赐的形式进行分配。如三镇节度使、后起兵反唐的安禄山，其赐第就位于长安城的亲仁坊。

　　与两汉时期相比，隋唐对中下级官员的住房福利相对差一些，六品以下官员，堂为三间五架；三品以上官员的官邸，可以建面阔三间、进深五架的悬山屋顶大门，更多如杜甫、白居易这类低级、普通官员，只能在长安城内自己花钱租房住。

　　既然是官邸，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官邸，其建筑结构和装潢还是很讲究的。如南朝梁南平元襄王萧伟的府第，据《南史·梁南平元襄王伟传》记载，便是“寒暑得宜，冬有笼炉，夏设饮扇”.

　　需要说明的是，官邸里面的家具、陈设等，也都是根据入住对象的行政级别，由国家公费购置。离任或退休时，除归还房子，房内的所有家具杂物，都要依当初清单上交。

　　古代官邸制遏制腐败效果如何？

　　东汉贪官每入官舍都要“移穿改筑”

　　在中国古代，不少官员能认真遵守官邸制度。东汉时曾任琅琊相的高弘，虽然家眷可随同入住，但他的妻儿老小从来不住他的官舍。不仅如此，高弘还把官邸里配给的用具都搬了出去。冬季寒冷，他铺张老羊皮当坐垫。夏天炎热，就坐在木凳上，饮水用的是普通的桑木杯。此即谢承《后汉书·高弘传》所记载“悉出舍中供设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浆水。”

　　高弘这样的清廉官员在古代不在少数，但贪图官邸享受的人也不少。《后汉书·郭躬传》便记载有东汉肃宗时任司隶校尉的赵兴违纪之事：“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每入官舍，辄更缮修馆宇，移穿改筑，故犯妖禁。”赵兴每次入住新公房，总要进行重新装潢、改造，这和当下有的腐败官员所为如出一辙！

　　有的官员胆子很大，甚至矫诏修建官邸。《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东汉时期的中常侍樊丰及侍中谢恽等腐败分子，就曾趁皇帝外出，伪造诏书，调拨用于农业生产的财政钱粮和皇家工匠修建自己的豪华官邸，“役费无数”.后被太尉杨震举报、揭发。

　　而且，古代官邸超标配置的现象也不少见。唐代好多受宠官员的官邸基本上都是超标建设的，有的甚至是皇帝授意的。《唐语林》引《续世说》称，唐玄宗为安禄山在亲仁坊造的官邸，“敕令但穷极壮丽，不限财力，即成，具幄、帘、器皿充■其中……”

　　从上述可见，单纯地想靠官邸制遏制官员住房腐败，似乎并不靠谱。更重要的是，由于官邸一旦退休和离职就要收回，古代官员大多不得不考虑自建私宅，因而很难排除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的可能。如唐代不少高级官员，除了有朝廷分配的官邸外，很多官员在长安城都建有自己的私家府第。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