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女官刘一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华民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于1911年10月16日创刊。该报创刊之初曾经刊登《刘一启事》：“每日下午两点钟，在总监察处接见各界姊妹。”刘一本名李淑卿，是共进会会长、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的如夫人，当时担任负责总监察处文案收发工作的监印员，是中华民国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官员。

刘一早年人见人爱

　　据《沔城志》记载，李淑卿，原名远宝、淑贞，字文华，嫁给刘公之后改名刘一，别号征清子。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出生于湖北沔城（现仙桃市）下关街龙家湾。她祖籍广东，父亲在沔城当一名下级官僚，死于战乱，母亲谢氏靠着做针线活拉扯她长大。

　　在同盟会、共进会及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居正写作的《梅川日记》中，刘一被称为“沔阳监学”,其前半生的传奇经历与《窦娥冤》中的窦娥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据居正介绍，刘一的母亲是客居湖北沔阳的广东人。刘一从小聪明美丽且擅长交际，深受沔阳新学堂的书生学子们的喜爱。这些书生学子经常到刘一家中喝茶聊天，刘一的母亲就依靠这些书生学子留下的茶水费维持生计。擅长交际的刘一，也因此芳名远扬，以至于被相当于教育局长的沔阳劝学所长花钱破处。经常在刘一家中逗留缠绵的这位劝学所长，严重妨碍了喜欢到这里喝茶聊天的书生学子的青春浪漫，他们便给刘一起了“沔阳监学”的绰号。

　　刘一从小被许配给以卖烧牛肉为业的丁姓回族商贩，成婚之后依然放荡不羁。没有艳福的丁某很快死去，丁某的家属便控告刘一谋杀亲夫。刘一在包括沔阳知县之子在内的书生学子以及沔阳劝学所长的营救下，被免于死刑。知县判决时以24元大洋的官价，把她当堂发配给王姓富商。王姓富商对刘一宠爱有加，致使刘一遭到正房太太的妒忌。这位正房太太在豆汁中下毒，不曾想豆汁被王姓富商喝下。刘一发现情况不妙，迅速带着母亲逃往汉口，危难之中遇到似曾相识的一名沔阳学子。这名学子把母女二人带到武昌，召集同乡同学共同协商安置办法。同乡同学们纷纷慷慨解囊，资助刘一进入咨议局议员时象晋创办的女子职业学校滋兰女学堂读书。这些帮助刘一的人中就有正在秘密策划武装起义的共进会会员杨玉如、杨舒武。时任共进会会长的刘公，就是通过他们二人认识刘一的。

共进会长刘公捐资革命

　　刘公原名炳标，又名湘，字仲文，1881年出生于襄阳县东津镇大旺洲的豪富之家，父亲刘子敬是前清武举，人称刘百万。四叔刘子麟官至清朝度支部郎中，也就是财政部负责管理食盐专卖的官员。1902年，刘公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1904年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与宋教仁、田桐等人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启动经费300元全部由刘公捐助。1905年加入同盟会，捐助5000两银票用于出版《民报》。据说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专门写有落款为“晚愚侄孙文”的借据：“子敬伯父、陶氏伯母二位大人，汇银五千两已收到，特立此据，待革命成功后，一并奉还。”

　　1906年萍浏醴起义期间，刘公一度回国，起义失败后返回日本东京，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1907年参与筹组专门用于联络江湖会党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后被推举为第三任会长。1910年他回国治疗肺病，被孙武、焦达峰等革命同志奉为财神。当年奉行替天行道、天下为公的湖北、湖南两省的共进会成员，主要采取这样几种方式筹集革命经费：其一是盗窃。听说广济县一座寺庙里有一尊金佛，焦达峰变卖田产前往踩点，最后出动六个人盗窃金佛，可惜在路上遇到官府捕快，他们以为已经被对方发现，只好把金佛抛弃于田野之中。其二是绑架勒索。湖南共进会员邹永成来到武汉，报告说他婶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多金银首饰，如能以术取之，当为革命之用。大家一听都说好，便从军队里找军医配迷药，由邹永成购来好酒置药其中。诡称将有远行，特来与婶母话别。两人在屋里喝酒，孙武、邓玉麟门外等候。久之，闻邹婶言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两人说：“药不灵，碍事。”邹永成心有不甘，最后将婶母的幼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堂弟骗至汉口，放言要婶母赎回人质，成功勒索到800元大洋。其三是宣传感化。浏阳商人刘贤构，贩夏布至汉口，在客栈与焦达峰相识。焦达峰向刘贤构宣传革命，刘深受感动，宣誓加入共进会，并把夏布全数交给焦达峰、孙武充当革命经费。其四是变卖祖产。张振武回到竹山老家，劝说父亲将城内房产一百多间全部变现卖掉。之前为他留日求学和在武昌办学，已经两次变卖家中田产。其五是动员捐款。他们锁定的第一个捐款对象，便是共进会第三任会长刘公。

　　当时清廷降旨要大考留学生，中试者将赐予不同官衔。刘公的父亲刘子敬名利心重，希望刘公能进京应试获得功名。不久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公表兄陶德琨，时任湖北高等商务学堂教务长兼藩署财政顾问。刘公请求他出面向父亲刘子敬进言。陶德琨谎称有日本驻华武官帮助疏通关系，急需八千两银子捐一实缺道台：“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美国就是典型例子，表弟刘公为日本留学生，正好捐一道台。”刘子敬考虑再三，表示即使捐出两万两银子得到一个道台官职也在所不惜。刘公四叔刘子麟表示支持，率先摊出五千两银子，在樊城陕西钱庄换成银票后交给刘公。刘公的姨表兄潘善伯受共进会委托，前来迎接得到巨款的刘公返回武汉。刘公的弟弟刘同，随后又带着后续的三千两银子来到武汉入学就读。

　　为了把五千两银子尽快移用为革命经费，孙武、杨玉如等人用美人计把19岁的刘一介绍给30岁的刘公，然后又由充当宪兵的彭楚藩上门胁迫，说是不交出银子便要举报刘公是革命党人。据杨玉如回忆，刘公携带巨款来到武汉的时间是1911年初夏。他因为身体虚弱需要静养，同时也为了方便与刘一同居，便租下城北雄楚楼10号的两进公馆。后面一进为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刘公与刘一住在楼上，杨玉如夫妇住在楼下。杨玉如要刘一劝说刘公拿钱资助革命，刘公不太情愿地表示：“说句不孝不悌的话，这笔钱款是在父兄面前欺骗得来的。”他将所有证件和银票当众点清，交给孙武接收办理。刘公交出银票后，被革命党人预定为起义成功后的第一任都督。

第一女官的革命生涯

　　1911年10月7日即辛亥年八月十六日，主要由共进会主持的政治筹备处，由位于汉口歆生路的荣昌写真馆（即照相馆），转移到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的独栋房屋中。刘公、刘一夫妇也随之在同一巷子里的宝善里1号租屋居住。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