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两千多人争99个公务员名额 公费留学考试成竞争最激烈考试。
两周20多门 国考拼的是体力
三十年代的民国有多少大学生呢？这还真有人做过统计。据1935年的调查，当年全国有学龄儿童6800万，能上学的超不过1700万。也就是说一个小朋友为了赢得上学的机会，得打败三个小伙伴。但是这也才是开始，进中学时再淘汰九成多，进大学时又得淘汰九成。又有人统计说，当时每年只有大学生12285人，专门学校学生2168人。假定全国总人口有4亿5千万，那么在31135个人的茫茫人海中才能找到一个大学生。说他们是“天之骄子”一点也不夸张。那这些“天之骄子”们都想找什么工作呢？
NO.1公务员 高等考试要考20多门用时两周
当时的大学生最想找什么工作呢？公务员。可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哪儿有那么多空缺？况且，就是有，也多少人盯着呢。
1931年，在社会各界的呼声中，南京国民政府终于筹备了第一届高等考试，就是“国家公务员考试”.首届考试吸引了2200多人参加，这里面不仅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已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吏。你或者觉得这个好考，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大军那叫浩浩荡荡呀。不过，看看录取结果吧，2200多人，只有99人榜上有名，100个人里还不到5人。据报道，当时参加考试的只有20个女生，坚持到最后一场的只有12个人，其中有一两个巾帼不让须眉的才女，体检又没过关，所以这九十九位“金榜题名”的清一色都是男生。发榜那天，考试院的工作人员用黄纸工整地写好榜文，张贴在考试院大门外，政界要人还亲临考试院向中榜的人表示慰劳、庆祝。
不过话说回来，这公务员的工作可真是得来不易。别的不算，光考试就得考两周。每天早上5点前就得在考场前等候点名，检查准考证和照片。每天考两场，一场三个小时，休息时间也不能出场。二十多科一路考下来，真是对智力与体力的双重考验。
NO.2留学生 庚款留学考试竞争最激烈
当时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并不着急找工作，还想到国外再喝几年洋墨水。但是，这层金可不好镀。据说后来成名的作家柔石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工作几年后，想到德国留学，父亲寄给他500银圆。但他写信回家说，如果想出国，500银圆连盘缠都不够，同时准备去巴黎的李金发、艾青都至少准备了1000银圆（相当于2010年的人民币7万元）。
所以，当时大部分想出国深造的大学生都靠官费，另外还得做点兼职。1914年，郭沫若考上了官费留日名额，每月能从中国北洋政府驻东京大使馆领取33日圆的津贴。吃饭是不必发愁了，但书买不起啊。于是，每逢周六下午，他便教几个日本人学汉语，每个月能有8圆的收入。
不过，这官费名额可不好考。1933-1943年举办的六届庚款留美考试和1933-1947年举办的九届庚款留英考试是民国时期竞争最激烈的考试，用“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当时厦门大学只有一个人被录取，那就是后来成名的化学家卢嘉锡。武汉大学只有两人考中，其中一个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
NO.3出版人 不失体面还是“朝阳产业”
当时出版业刚刚兴起，各种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既是有利可图的“朝阳产业”,又不失知识分子的体面，也很受找工作的大学生的青睐。说到当时出版界的大佬，那非商务印书馆莫属。后来许多在文化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
当时，商务印书馆牛气得很，一般人想进来工作必须得有熟人引介。1916年8月，沈雁冰（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茅盾）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就是由商务分馆的经理孙伯恒推荐给张元济的。刚开始做个小编辑，月薪只有24银圆，1917年才涨到30银圆。顾颉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本来想留在图书馆当馆员，方便自己继续进行历史学研究，但无奈苏州老家的祖母病危，只好请长假回家。可是，回来了也不能总闲着，经当时的文化界大腕胡适先生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编写新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可以在苏州家里工作，预支工资每月30银圆。
1922年底，顾颉刚又到上海做“专任编辑”,每天上班6小时，和叶圣陶一起编写《初中国语》的教科书，协助王伯祥编写《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月薪100银圆，当时也算是高薪了。不过，当时找工作也是重学历、看学校，本科生比不过博士生，“本土”的比不过“海归”的。1916年9月，留美博士蒋梦麟（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没回国，就被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月薪200银圆。
NO.4创业家 政府为毕业大学生提供创业基金
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设立了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并与金城银行合作，试办扶助小工业贷款，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创业基金。这个贷款计划还真造就了不少成功的企业家。
当年，有个毕业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工科的大学生吴羹梅，在日本真崎大和铅笔厂实习过，回国后便创办了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企业刚起步就被资金短缺的问题给难住了。他走投无路，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金城银行提出了贷款申请，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创业计划，列举了充分的贷款理由，并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没想到他的创业热情和专业、科学的“企划书”打动了扶助小工业贷款的审查委员会，经着名化学家吴承洛的审核，竟被批准了。
资金一到位，吴羹梅便扩大生产，改进了笔芯原料配比、制版工艺和油漆，产品质量能与洋货一较高低，效益很好。吴羹梅脑筋也很活络，此后又相继开发了鼎牌高级绘图铅笔、500号航空救国铅笔、200号好学生铅笔、300号小朋友铅笔等产品。企业越做越大，吴羹梅也从当初的穷学生成为了享誉上海滩的“铅笔大王”.他的铅笔厂便是后来上海的中国第一铅笔厂的前身。说铅笔厂的名字你或许不知道，但“中华牌”、“长城牌”铅笔大家肯定没少用，就是他们生产的呢。
现在流行着“热门专业”的说法，民国时也有。可惜是热门专业“冷门就业”,想找什么工作和能找到什么工作可不能划等号。学生们都挤破头去学文法专业，想进政府机关，想从事文化事业，可惜僧多粥少。反而是当初看不上眼的农、工、医等实用专业好就业。这类专业的学生那会儿被称为“有特殊技能”.当时中央大学的毕业生中，像土木工程、机械、化学、农医专业的一点不愁没工作，工资还不低。比如上海的中外电力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除了留学生就是圣约翰、雷士德、沪江、大同、交通等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他们便成为了公司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