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转迁移至四川李庄，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这个长江上游的千年古镇一时间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大后方四大文化中心。据说在当时寄一封国际邮件到这儿，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准确无误地送达--由此可见当时李庄的知名度之高。

    史语所初到李庄时，傅斯年还兼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需经常在重庆处理院务。1941年12月，因高血压辞去代理总干事的傅斯年携家人来到李庄，与史语所的同仁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时光。

    傅斯年的住所叫桂花院，是个独立的院落，非常幽静。傅斯年一家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多年以后，傅斯年夫人还撰文回忆这个美丽的小镇：“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傅斯年）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但史语所研究员董作宾记忆里的傅斯年却没这么悠闲，他笔下的傅先生整天满头大汗，忙着审核论文，编印集刊，和同事讨论研究课题，替朋友和同事买药、请大夫、买东西，指挥工人锄路旁的野草、给厕所撒石灰消毒、去大厨房打扫卫生、拍苍蝇，偶尔清闲了，便去找人下两盘象棋。

    可年轻人却都不愿意和这个胖所长玩棋，史语所的一位年轻人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

    傅斯年是个直肠子，有个外号“傅大炮”,但这位“傅大炮”为先生们服务却是心细如发。傅斯年的学生任继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向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便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后来此事在李庄传播开来，史语所的先生们还编了一副对联调侃：“李徐樱（李方桂夫人名徐樱）大闹牌坊头，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长揖柴门口。”

    傅斯年不仅尊重所里的学者，对李庄当地的乡民也是平等相待。当时有一个叫张海洲的轿夫，曾给傅斯年抬过滑竿，据他的后人介绍，傅先生常坐滑竿到镇上办事，路上只要看到抬滑竿的有些累，他就马上喊停，自己下来走。有时候当地的区长、镇长请傅斯年吃饭，饭菜摆上，他总是先站起来到轿夫桌上，看看饭菜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他马上就走，一点情面都不留。

    英国学者李约瑟1944年造访过李庄，还曾在傅斯年的小院住过一晚，他对傅先生和史语所的学者们印象颇好：“所长是大学者傅斯年，……是个引人入胜的演说家，有点发福，脸型令人难忘，头型奇特，灰发直立。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胡不在国内，职务暂由傅斯年代理。如此一来，傅斯年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整天在重庆、南京、北平等地来回奔波穿梭，回李庄的时间明显减少了。这时有人传言他将要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就不回史语所了，所里几位年轻人听到这个消息，立马感到轻松了许多，纷纷请假回乡省亲，却都迟迟不归。众所周知，史语所的年轻学人平常都怕傅先生，只要傅斯年在李庄，都是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当时也在李庄的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有一回去史语所办事，与代所长董作宾闲谈：“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然是指傅斯年，至于“小耗子”是谁，不言而明。

    谣言随之平息，那些回家不归的年轻人也都相继返回了李庄，回到了史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