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科技发达和对干部严格要求很有关系，中国四大发明三项出现在宋代，不是偶然的。文中说到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就在屠刀即将举起之际，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最后只好强压内心的怒火，主动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事。苏东坡也因这条老规矩，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命。”碰巧笔者在查阅“浮一大白”时看到苏轼的“乌台诗案”,与上文所说略有不同，是说苏轼为“浮一大白”立规矩。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被贬湖州。苏辙深知老哥的毛病，提醒他防着“北客”（“北客南来休问讯，西湖虽好莫吟诗”）。苏轼如果只写西湖的“淡妆浓抹总相宜”、“凤凰山下雨初晴”,倒也无妨，不该看见枝叶茂盛的桧树，就想到自己，直抒胸臆：“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

    苏轼到任三个月后，便被押回汴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自知将死，他安排好后事，给苏辙写了感情真挚的“遗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可朝野上下都说苏轼不该杀，连王安石之弟王安礼都对神宗仗义执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此时又赶上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病病歪歪，神宗想大赦犯人为祖母求寿。太皇太后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于是苏轼获释，被贬黄州。

    苏轼领教了官场的险恶，心灰意冷，便立“浮”（罚酒）的规矩：“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有《赠孙莘老》诗：“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莫谈国事”严肃到“举白便浮”,这不仅仅是诗人的不幸。这里说朝野上下都认为苏轼不该杀，是民意；起决定作用的是宋神宗他奶奶，顺乎民意；宋神宗是就坡下驴。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讲了这件事。如果是宋神宗慑于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放苏东坡一马，是取另一个角度，皇帝能够自省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