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临摹工作开始了。为避免损坏这些壁画表面，首先，由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由张大千勾描。然后，将勾描好的图案拓展到画布上，再对着壁画看一笔画一笔。整个操作程序异常繁琐，工作量非常大。特别是临摹巨大壁画的上部时，须一手提马灯，一手拿画笔，爬在梯子上，仰头仔细看一点，然后认真画一点，不能有片刻的懈怠和马虎。他一天上下爬无数次梯子，累得两眼昏花，两腿发抖，腰酸背痛；临摹到底部时，还得趴在地上勾线着色。尤其是冬天，石窟内不得生火取暖，趴俯在地上工作不到一个时辰，不仅脖子和手臂累得抬不起来，而且手脚冰麻，身板僵直，苦不堪言。张大千的学生刘力回忆道：“每日清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泛。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子上、或趴俯在地，因地制宜。惟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我师工作，较我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询足为我辈风范。”（刘力《敦煌随记》）

　　极为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对已过不惑之年的张大千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与大家同甘共苦，无怨无悔。潇洒乐观的张大千挺会苦中作乐，他是戏迷，酷爱京剧，他带了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孟小冬等不少京剧名角的唱片。他常把留声机搬到洞内，放唱片给大家听，以缓解疲乏，增添乐趣。戈壁荒漠缺少蔬菜，整天羊肉、牛肉吃得大家都腻了，不仅上火，而且便秘。为给大家的盘中增添“绿色食品”，张大千空闲时常去散步，搜寻野菜、野蘑菇。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被他找到了一种能食用的野蘑菇，味道极佳，给单调乏味的食谱增加了一道“美味佳肴”。

　　蒙受冤屈

　　张大千在敦煌，不仅临摹壁画，而且为保护、研究、利用敦煌石窟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大千到敦煌后，深感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艺术宝窟，因缺乏保护已导致大量艺术瑰宝被盗、流失，且因缺少维护，大量壁画已被风沙雨雪侵蚀、脱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保护与修缮的话，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一旦。于是，张大千在敦煌石窟，一方面与弟子认真细致地临摹壁画，一方面又抽空调查研究，搜集整理各类洞窟的原貌状况、缺损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第一手材料。1942年6月初，张大千趁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佑任来敦煌视察之际，向于右任建议，政府应及早建立敦煌艺术专门管理机构，并就保护、修缮、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此举得到于佑任的大力赞赏和肯定。在于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下，1943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驻地，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全权负责敦煌石窟的管理、保护和研究等工作，并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书鸿担任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到位后，就如何管理、修缮、研究敦煌艺术等诸多问题，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并达成了共识。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将三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资料和设想，全都送给了常所长，为该所后来对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更为可贵的是，后来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创作的壁画艺术，在内地和香港等地展出，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不仅使社会上的一大批有志青年受到感召，投奔献身到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之中，而且使中国璀璨的敦煌艺术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尽管张大千在敦煌遭小人谗言，受到所谓“破坏壁画”的诬陷，使其蒙冤。但可以说，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为传承和保护敦煌艺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谓是造福后代，功德无量。

　　关于张大千在敦煌蒙受冤屈之事，1949年3月，当时国民党甘肃省参政会对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事，已作出了最后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但此结论，国民党政府一直保密，未予公开。后经大陆研究张大千的专家李永翘先生耗费多年精力，于1986年8月，从国民党撤离大陆来不及带走的浩瀚历史档案中，查找出当年的裁决书原件，才使张大千敦煌“破坏壁画”之谜大白于天下。远在台湾的张大千夫人徐雯波女士获悉后，老泪纵横，哽咽着说：“这张纸我和大千都没见过，只是听说。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最终没能回大陆定居，除了担心生活不适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惜他已‘黄鹤一去不复返’，永远地走了……”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