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

　　在古代，敦煌为中西交往的门户和要塞。汉时，为了沟通西域诸国，遏制匈奴的入侵，汉武帝曾“列四郡，据两关。”因而，河西一带遗留有大量的汉代城障与烽燧遗址。

　　敦煌汉简先后发现了六批。1906年---1908年，第一个进入敦煌盗宝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盗掘汉简705枚，其中年代可考者166枚。逾五年，斯坦因又在敦煌采获汉简84 枚。1944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夏鼐、阎文儒等对小方盘成以东的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进行挖掘，发现汉简43枚，内容包括戍卒名籍、器物簿籍、邮书簿籍、文书、信札等。七十年代，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敦煌马圈湾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汉木简1217枚。由于这批汊简的发现，对争论不休的玉门关位置有了新的看法。马圈湾汉简中有100枚是与-西域有关的奏记抄件，为研究汉朝与西域关系，提供了新的史料。1981年，敦煌党河乡西湖酥油土以北发掘汉简74枚，是研究汉代敦煌边塞的防御及奖罚律令的珍贵资料。最后一次发现是1992年12月对敦煌市64公里处的悬泉置遗址的发掘，

　　此次出土15000简牍，内容涉及诏书、司法律令、官府文书等，已从单纯的边防屯戍扩展至边郡行政事务、邮驿业务诸方面。对以往的传统定论重新给予了补正。此次出土的20多块写有汉文墨迹的麻质纸已考定为汉纸。推倒了东汉蔡伦造纸说的定论，把中国纸张发明的时间推前近一个世纪。有关人士指出，在一个 地方出土如此大量层次准确、单位清楚、连续时间长久、辞号连续性极其完整的简牍，在国内尚属首次，另外，这一遗址还是中国西北地区汉代驿站遗址的首次发现。

　　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除斯姐因在其所着的《中亚与中国西域考古记》等书中给予论述外，法国人沙畹与马伯禄编着的《中国古文书》对此作了一些考释。国人对这一发现的研究，当属王国维为先，他着有《流沙坠简》、《简牍检署考》等书，对汉简作了较为详尽考释，实开我国古代简牍研究之先河。

　　居延汉简

　　居延即古代我省酒泉地区之额济纳河流域，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汉时，居延是军事要地，为汉王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地区。1930年，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团赴蒙、甘、新、宁考察时，团员瑞典人贝格曼在额济纳河两岸大湾、地湾、破城子等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发现汉汉代简牍l万多枚，大部分为木简，年代上迄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下至光武建武6年{公元30年），内容包括经籍、诏书、簿书、信札、历谱、医方等，居延汉简的第二次发掘是在1972年至1976年，发现汉简2万多枚，其中纪年简1200多枚，这是我国发现古代简牍最多的一次。它不仅真实、准确地记录了居延地区屯戍的兴衰历史，而且保存了一大批官方文献，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珍贵资料。居延汉简的研究，主要有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国内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居延汉简甲编》、甘肃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小组以及陈公柔、徐苹芳、陈直等人的研究论着，不少论着对汉代社会的性质进行极有价值的考析。

　　武威汉简

　　武威在汉时为武威郡治所的县，亦称凉州。汉武帝击败匈奴后设立河西四郡，河西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北边陲的走廊。史载，两汉之际，河西殷富，“姑称为富邑”,  “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1959年7月，甘肃博物馆在武威城南15公里之磨嘴子第6号汉墓，发掘出土简本《仪礼》，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因为以前出土的简牍涉及六艺诸子方面的较少，虽在洛阳出土有《仪礼》残片，但仅搜集到数百字，而此次出土《仪礼》简，共3本9篇、469枚、27332字，是继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魏家出土的竹书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量经书的重现。对于校勘“六经”之一的《仪礼》这部春秋、战国礼制的汇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72年II月，柏树旱滩坡出土《汉代医简》，共92枚，保存药方30多个，列举药材100多种，详细介绍了病名以及诊断、治疗、下药的方法。这批医简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医学着作的最早的原始文物，为研究汉代医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82年，武威磨嘴子发现《《汉代法令简》16枚，其中规定对七十岁以上老人授予王杖、对鳏寡孤独和残废者不能歧视等，是研究汉代法令的重要史料。

　　甘谷汉简

　　1971年12月，甘谷县渭阳乡十字道刘家洼坪发掘了一座汉墓，出土汉简33枚，简文墨书隶体，全简为一完整的简册，据考证为东汉桓帝延熹年间重申维护宗室权益的诏令本。简中列举了当时各地宗室土地兼并严重，统治地位日趋衰微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反映东汉后期中央集权削弱与强割剧势力增强的活史料。

　　总之，甘肃是我国发现汉简最多的地区。从建国前首批敦煌、居延汉简出土后，即为中外学者所注目。建国后，汉简在甘肃又有多次重大发现，汉简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