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河各地相继沦陷，海路运输先后中断，从苏联援华物资改由西北陆运，甘新公路成了国际运输通道。1938年9月，铁路中断，西北国际运输物资全部由汽车运输承担。西北成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国际贸易和军事物资进出口的必经之地，兰州则成了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中心。
在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营运的路线中，西兰公路和甘新公路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条国际运输大通道，苏联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和西北地区自产的军需物资，大多经甘新公路运至兰州集中后，再由兰州经西兰公路等运送到各抗日前线。甘新公路和西兰公路的交通流量急剧增加。兰州中山桥是甘新公路、西兰公路两条东西大通道上唯一的一座横跨黄河、连接两条道路的桥梁，其军事和经济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一座为抗日战争提供后勤补给的关键性桥梁。这座原为通行马车而设计建造的铁桥，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硬是挺着铁肩，承受着沉重的汽车的碾压，为抗日战争日夜输送着各种补给。
兰州在成为抗战大后方、西北交通枢纽、国际援华军事物资中转站的同时，又成为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中心之一，从而引起了日寇极大关注。日本侵略军对第二“陪都”兰州进行了疯狂的轰炸，试图切断西北抗日补给线，摧毁这一交通枢纽和抗日物资中转站。在此期间，为了保卫兰州，保卫中山桥，保障西北唯一的一条东西抗日补给线，苏联援华空军和驻兰州的中国空军对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与日本侵略军在兰州上空进行了一场场激烈的空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保卫了中山桥，保卫了兰州，保卫了抗日补给线。
1937年11月至1943年6月，在长达6年的空袭中，日本飞机共轰炸兰州市民房22000多间，炸死炸伤市民1300多人，部分交通设施被炸坏，兰州中山桥曾被炸伤。但在中苏空军的奋力抗击下，抗日的东西交通补给线和这条线上唯一的跨黄河大桥--中山桥从未中断过，各种抗日物资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各抗日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在中日兰州大空战中，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为保卫抗日大后方的兰州，保卫西北大动脉和这条动脉上关键性的桥梁--中山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联空军战士雅士、马特、古力芝、波拉技诺夫、司切帕诺夫、郭尔皆耶夫、伊萨耶夫壮烈牺牲，表现了苏联人民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空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在皋兰山修建了“皋兰山麓空军烈士墓”,安葬了牺牲的苏联空军烈士。1942年，又在兰州东岗镇古城坪购买土地18亩，建为烈士墓，把在兰州空战中牺牲的空军烈士迁葬于此，并刻碑纪念，墓碑上刻着“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抵抗日本侵略者空战阵亡的烈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除派遣空军等军事武装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外，还采取贷款的形式从经济上帮助中国抗日，中国政府利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了大量军用物资供应抗日前线。1938年3月1日，中苏在莫斯科商定了《关于使用5000万美元贷款的协定》。同年7月1日，苏联向中国提供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从1939年6月到1940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总数为3.5亿美元的3笔贷款。中国政府利用这些低息贷款，从苏联购买了大批军用物资。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的5年间，中国向苏联购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万余挺，汽车1000余辆。这些军用物资，主要从新疆入口，通过甘新公路运到兰州，然后又从兰州分运到各抗日前线。而这么多的援华军用物资连同兰州以西地区的军用和民用物品要运到兰州，就必须通过当时兰州黄河上唯一的桥梁--中山桥。因此，兰州中山桥自然成了这条运输线上至关重要的桥梁。在没有空运和铁路运输的西北抗日大后方和这一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城市--兰州，中山桥这把铁锁打开，则各种物资源源运进；这把铁锁关闭，则后方与前线隔绝，饷援难通。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兰州中山桥对抗日战争所需军事物资的运输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中国政府除利用苏联贷款购买大批军用物资外，还在苏联的帮助下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主要是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的航空公司、飞机装配厂以及公路等。修筑甘新公路是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该公路始自苏联境内的萨雷奥译克，经霍尔果斯入中国境，通往乌鲁木齐，再穿过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至终点兰州，全长2925公里。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苏联政府决定帮助中国修建这条公路，并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两国参加施工的10万多人，在海拔1500米-2000米的工地上施工，工作极为艰苦。至1939年夏，公路完全竣工。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2月，在这条公路上往返的汽车多达5260辆，总行程1850万公里，4000多名苏方人员为运送援华物资而昼夜忘我工作。这条运输线被称为“供养中国抗日力量至关重要的动脉”,而兰州中山桥则是这一动脉上唯一的跨黄河桥梁。
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汽车、汽油、配件等进口困难，运输紧张，为保障抗日物资的运输，国民政府决定加强驿运。所谓驿运，是指利用驮畜和畜力车做交通工具的一种运输方式。长期以来，驿运成为维持交通运输的一支主要力量，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驿运线路主要是原有的公路干、支线和大车道。抗日战争期间，甘肃共有驿运站16条，总长度达7709公里。抗日战争前，西兰、甘肃、甘新等驿运路线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川陕等地输入甘肃的棉花、水泥、钨砂、茶、糖、纸张等，和甘肃向外输出的官盐、药材等，运量很大。抗日战争开始后，这些驿运路线上货运量猛增，主要承运由苏联进口的汽油、航空油、炮弹、国防器材，和中国向苏联出口的羊毛、皮张、钨砂、桐油、茶叶等。据《甘肃公路交通史》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各种驿运工具共完成货运量总计为362191吨，货运周转量为148436327吨公里。”甘肃省根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决定，组建驿运机构，动员民间运输工具，开展驿运工作。仅1940年就组织胶轮大车788辆，铁轮大车1078辆，骆驼18919峰，驮骡马驴共计13373匹，参加对苏贸易和民间物资的运输。1942年是甘肃省组织民间运输工具最多的年份，驿运工具载重量总计为8855吨，折合载重3吨的汽车2951辆，为当年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拥有汽车总数1381辆的两倍以上，当年完成货运量99578吨，货运周转量27346959吨公里，分别为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汽车完成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的16倍和7倍……浩浩荡荡的驿运大军，装载着抗战和国际贸易以及省内民用物资，持久地行驶在西兰、甘新等省际干线和省内公路、大车道上达10年之久，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其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
以上可见，中山桥从它建成那天起，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承担了无比繁重的运输任务，负荷十分沉重。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山桥，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条重要的战线，一个坚强的堡垒。在这座桥上，驼队与汽车交织，汽笛与驼铃共鸣，奏响了一曲悲壮的抗日交响曲。无数军粮、弹药、火炮源源不断地从桥上通过，送抵抗日前线，送到抗日战士的手中。英勇顽强的中国军民，用这些武器狠狠地击打残暴的日寇，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中山桥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向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补给，而且从沦陷区驮回了西北师范教育的摇篮，安放在了兰州西郊的黄河北岸，又使众多流落的西路军红军，回到了党的怀抱……
“七七事变”后，战争的阴霾笼罩着全国，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在血与火的灾难中承受着煎熬，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使教育事业在战火硝烟中能继续生存发展，不少大学举校迁入西南和西北大后方，从而诞生了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云南的昆明和陕西的城固成了当时中国的两座“大学城”.1939年8月，设在陕西城固县的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其下设的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合大学下属的师范学院的前身是晚清时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是师范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该馆独立设置，更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师范大学内迁陕西城固县，隶属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改组时，该学院再次独立建院，称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第一任校长。
李蒸，子云亭，河北滦县人，我国着名的教育家。北平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任校长、院长，为西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1945年，奉调离任。1949年，参加张治中率领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北上谈判，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参事、民革中央委员、全国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等职。他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迁校、建校、治校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西北师范学院迁到兰州以后，市政府把十里店街命名为“李蒸路”,以示纪念。
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西北师范学院由陕西城固迁往甘肃兰州。李蒸院长亲自来到兰州勘定校址。当他跨过兰州中山桥，溯河西行至黄河北岸的十里店一带时，发现沿甘新公路之处有大片荒滩，平整后可做校址，于是便选定在“兰州西郊六公里，黄河北岸沿甘新公路处”筹建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1941年5月，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在兰州十里店成立，齐国梁任分院主任。建院之初，广大师生员工备受颠沛流离之苦，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一边建设，一边搬迁，一边教学，令人十分佩服。经过四年的艰苦创业，到1944年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来兰州。李蒸、黎锦熙先后任院长。学院设有国文、英文、体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家政、教育等系和劳作等专修科，师资阵容较强。西北师范学院迁来兰州之前，主要教授有李建勋、鲁世英、郝耀东、方永蒸、马师儒、胡国钰、金澍荣、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黎锦熙、罗根泽、谭茂辅、陆懋德、黄文弼、杨人梗、汪堃人、罗章龙、邹豹君、杨向奎等；西迁兰州后，这些教授大多随学院来到兰州。另外，学院又聘请了焦菊隐、张振生、孔宪武、张世勋、李嘉言、叶鼎彝（丁易）、程金造、顾学颉等着名学者来院任教，一时间学院师资队伍人才济济。学院在完成本身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一部分社会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
兰州黄河上的这座为抗日战争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铁桥，不仅载着沉重的汽车、长长的驮队，把西北师范教育的摇篮放在了兰州的黄河北岸，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组织下，载着流落的数千名西路红军战士回到了抗日战争的前线，还载着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往返于延安和苏联之间，架起了中苏联系的桥梁。
由于兰州是西北重要交通枢纽，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国际交通要道，也是中苏两国战时联系的主要通道，因此，设于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就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纽带。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要人，如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王稼祥、蔡畅、刘英等前往苏联时，都须通过中山桥；八路军需要的许多物资也均由“八办”组织，通过中山桥运往延安。1937年到1938年夏的一段时间里，滕代远、盛世才的副官从新疆运来12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及高自力带来的10车皮衣和军火，都是从中山桥通过运往兰州，然后转运到边区的。
中山桥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在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的弥漫硝烟中，以通行马车的荷载，以自己坚强的钢铁脊梁，默默地忍受着痛苦，承载着沉重的汽车队、马车队、驮运队，一步步地把抗日推向胜利，一次次地把西北教育的摇篮驮到黄河北岸的十里店，一回回地把流落的西路红军战士送回到前线，一趟趟地运送中国共产党的要人往返于苏联、延安之间，中山桥用行动见证了自己的光荣！
中山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全歼兰州马步芳军队的战役和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解放战争中，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为解放整个大西北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上半年，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根本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对胡宗南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春季攻势，取得了陕中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胡宗南、马步芳两军的联合反扑，歼敌46000多人，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及榆林、咸阳、周至、武功等广大关中地区，打乱了胡宗南集团退守汉中、四川的计划，把解放西北的战役推到了战略决战阶段。
1949年7月扶眉战役之后，第一野战军即开始千里追击敌军。解放大军直指兰州，拉开了解放兰州的序幕。
兰州位于甘肃中部，是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国民党统治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十分重要，是连结甘、宁、青、新的枢纽地区，北依白塔山，南临皋兰山，黄河从中穿流而过，中山桥横跨黄河。城南逶迤绵延数十里的山脉，从东到西依次为十里山、马家山、窦家山、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峰峦高耸，互为依托，成为兰州的天然屏障。为加强兰州防御，马步芳军在山上修筑了大量工事，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黄河是兰州的天堑，中山桥是黄河兰州段上唯一一座桥梁，有“一夫守桥，全城紧锁”之势，也是国民党军退守宁夏，青海的唯一水上通道，故有重兵把守。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也积极进行战役部署。
8月4日，彭德怀、张宗逊、闫揆要向各兵团下达了进军兰州，歼灭青海马步芳集团的预备命令。次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发出解放大西北的动员令。各兵团加紧作战，扫荡国民党残余势力，势如破竹，迅速向兰州推进。8月19日，右路第十九兵团进至兰州东南25公里的定远镇以东地区；中路第二兵团占领兰州城南20公里的阿干镇及九条路口，按计划抵进兰州城南、城西；左路第一兵团渡过黄河。8月20日，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会师于兰州城郊，进行解放兰州的战斗准备。
1949年8月21日拂晓，第一野战军第二、十九兵团在兰州外围阵地马家山、窦家山、古城岭、营盘岭、沈家岭向马步芳发起攻击。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敌人火力十分猛烈，我军无法向纵深阵地冲击，战斗至18时，仍无进展，我军只好停止进攻，总结经验教训。当日晚，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电报兰州战役情况：“本日试攻兰州外围，十九兵团五个团、二兵团约四个团，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尚顽强，工事很坚固。”一野司令部同时发出《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问题的指示》。22日，彭德怀司令员以第一野战军的名义发布进攻兰州的指示。接到命令后，各部队迅速进行战斗准备。
8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张宗逊，指出：“马步芳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
按照这一指示，第一野战军前委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于24日电告中央军委：“决定以三个兵团打兰州，王震兵团从兰州上游迂回兰州北。宁马（宁夏马步芳军的简称，此外还有青海马步芳军，简称”青马“）出动三个军于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黄祖勋两部共有十三万余兵力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中三个兵团，短期内亦不宜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围攻兰州，求得先行解决青马主力。现二兵团和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来看，攻城由七八成把握，故决定二十五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四个军团围困兰州，集结两个军打宁马。”
当日晚，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同意第一野战军于8月25日发起总攻兰州的作战计划，并指示彭德怀要“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一场罕见的恶战即将在兰州地区展开。
在取得中央军委的同意和支持后，第一野战军各部经过了3天的准备，补充了武器弹药，重新调整了部署，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准备于8月25日对兰州发起总攻。
8月25日拂晓，在一片寂静中，3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黎明前的黑暗腾空而起，兰州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战役打响了。
在兰州外围几十里长的地段上，数百门大炮同时吐出凶猛的火舌，化做道道利箭，射向敌人阵地。顿时，大地颤抖，马家军各阵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此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炸药包的爆炸声，战士们的喊杀声响成一片，第一野战军消灭马步芳军的一场血战全面开始了。战斗十分激烈，在各个战场上，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手榴弹扔光了就用拼刺刀，刺刀拼折了就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
攻打沈家岭，狗娃山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担任主攻沈家岭任务的第四军十一师与敌军反复争夺阵地，该师第三十一团的干部大多数牺牲，全团在只剩下170多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17时，第四军部队向沈家岭、狗娃山之敌发起全面进攻，攻占了阵地。激战中，第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第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第三十团政委李锡贵壮烈牺牲。
攻打营盘岭、皋兰山的战斗，同样遭到敌军的顽强抵抗，担任攻击任务的第六军共击毙敌军1725名，自身也伤亡1235人。其他战场也同样打得十分艰苦。
经过25日一整天的激烈战斗，第一野战军参战的各部队先后攻了兰州南山各阵地。当时，敌司令官马继援坚守兰州的决心发生动摇，遂与在西宁的马步芳联系，决定各部队在黄昏后乘夜幕全线撤退，企图通过中山桥退往青海。
这时，攻占敌军撤退的唯一通道中山桥，成了能否全歼马步芳军的关键。攻占了中山桥，就等于关闭了敌军退路的闸门，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可全歼困守兰州的马步芳军；否则，敌军退回青海，进而撤入新疆，将会后患无穷，给全面解放青海、宁夏、新疆带来极大困难。
25日晚19时，从兰州七里河一带迂回攻击兰州城西关的第一野战军第三军第七师部队已至金天观（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部队发现敌人有向北撤退的迹象，并从两名俘虏口中获悉敌人开始逃跑的消息。师长张开基、政委梁仁芥见情况紧急，一面向军部和野战军司令部报告，一面主动出击，直插西关，向中山桥发起攻击。彭德怀司令员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七师出击，卡断中山桥，全歼守敌。
担任主攻中山桥任务的第七师三营八连，在第七连、第九连的协同下，迅速向铁桥逼进，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守桥及守城敌军负隅顽抗，企图扼守他们的这条生命线。解放军八连指战员集中所有机枪、冲锋枪，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掩护突击队冲击。九连勇猛攻占西关外城，利用所占领的北城居高临下，集中火力袭击守桥敌军，支援八连。敌人不断涌向桥头，想打开一条退路，战斗愈加激烈，桥头上，敌军的尸首和死马越积越多，拥挤在桥上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不少敌兵落水或泅渡黄河被淹死。两辆装载弹药的汽车，被打着起火，所载弹药爆炸，堵塞了交通。战斗进行到午夜2时左右，八连终于占领并巩固了桥头阵地，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攻城部队奋勇攻击，纷纷攻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
第七师指挥所进入省政府中山堂之后，立即向彭德怀司令员报告了攻占省政府和兰州城内重要据点的情况，彭德怀听后非常高兴，作出指示：你们一定要把黄河铁桥守住，要好好组织兵力，扩大战果，彻底消灭敌人。
攻进市区的第三军、四军、六军、六十三军等迅速向各街道进攻，搜索残敌，在酒泉路、张掖路、武都路、五泉山、东岗镇等处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反扑，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敌人除被消灭的外，均缴械投降。
26日凌晨6时，当发现死守白塔山的敌军还不断向南攻击时，四军当即组织炮兵火力掩护我军迅速通过中山桥向北发起攻击，歼灭守敌。11时，第十九团一部跨越中山桥，击溃残敌，占领了白塔山，终于将红旗插上了白塔山顶，结束了战斗，宣告了兰州的解放。
在解放兰州的战役中，第一野战军消灭了马步芳精锐的第100师、第248师、青海保安一团和四团全部敌人，歼灭第190师、第181师、第357师大部人马，毙伤敌人12700余人，俘敌14400余人。马步芳两代四世苦心经营的主力部队，被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举歼灭，这是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的最大胜利。中山桥在此次战役中对全歼敌烟起了关键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过程中打得最艰苦、最惨烈的一次战役，战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约9500余人，其中四军仅团级干部就阵亡13人。他们为解放兰州献出了宝贵生命，兰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兰州解放后，兰州军事管制委员立即号召并组织公路部门的干部、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抢修公路和桥梁，以恢复交通，保证人民解放军迅速西进，解放甘肃河西地区和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中山桥在兰州战役中受到损伤，黄河两岸交通断绝。经过人民解放军和兰州市工程技术人员、工人10天10夜的奋力抢修，至9月6日，主桥抢修完工，人民解放军的坦克、炮车顺利通过中山桥 ,继续西进。此后，人民解放军继续西进所需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各种后勤补养，通过中山桥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军手中。中山桥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兰州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河西、新疆的大门，加速了西北全境的解放。先是在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西北长官公署见困守兰州无望，即率第91军、120军、82军、129军残部及甘肃省政府向兰州西北方向逃窜。8月31日，为了彻底消灭残敌，解放大西北，第一野战军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向征尘未洗的广大指战员发出了向河西进军的命令。
为了搞好运输工作，支援解放军西进，在兰州解放的第二天，即1949年8月27日，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通处就对第七运输处和兰州分处进行了接管，组织员工抢修车辆和设备，恢复汽车客、货运输业务。同时，迅速恢复交通，立即组织抢修中山桥，发动甘新、甘青公路沿线道班工人和人民群众，抢修便道、便桥，以勉强维持通车，保证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在接管公路运输机构、组织抢修公路的同时，委员会立即发动交通部门所属汽车修理厂、配件制造厂和材料总库等单位的员工复工，为支援解放战争抢修军车、装甲车、大炮、鞍架等；并要求总库所存器材、配件等优先配发给军车使用。与此同时，兰州市私营汽车主也积极响应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号召，服从调运，支援人民解放军，先后共有140辆汽车参加军用物资运输，为部队运送军衣、粮草、弹药等。
在解放军西进的日子里，中山桥上车马隆隆，人流拥挤，军车、商车、人流、物流往来穿梭，一车车物资、装备送到了解放军的手中，一批批伤员运回了兰州医院。
中山桥，这名经历了多次战火洗礼的老兵，用他钢铁的肩膀，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又在为解放西北全境，为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立下了新功。
兰州解放军后，中山桥作为黄河上唯一一座保留下来的近代桥梁，和兰州一样获得了新生，焕发了新的活力，为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1952年以前，国营的西北区运输公司仍设在兰州，西北地区的大部分私营汽车也在兰州注册和运营。兰州仍然是西北公路运输的中心，大部分客、货仍然以兰州为中转站和集散地。这一阶段，兰州的公路运输除保证民用和工农业建设的需要外，主要是保证人民解放军西进所需的各种军事物资和装备的运输。当时，兰州黄河上仍然只有中山桥一座桥梁，南来北往的客货大多仍从中山桥通过，中山桥的交通比以往更加繁忙。它不仅有力地在支援了解放全西北的战争，也有力地促进了西北的经济建设。
经过1949年至1952年三年的经济恢复，一大批工厂、矿山得以恢复生产；一大批车站、码头和城市基础设施得以改建、扩建；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商业流通开始恢复正常。1952年兰州的各项生产能力和建设规模，都远远超过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这时的中国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社会，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对这个新生的国家在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妄图把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加之在旧中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西北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十分贫穷落后。鉴于这种情况，国家从平衡发展和国防安全考虑，把投资的重点放在西部，兰州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建设城市。
兰州自1949年8月26日解放后，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经济建设的大幕也訇然开启。经过3年的努力，兰州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三倍，为此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了一个好头。从1953年国家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兰州的经济建设开始进入气势恢宏的高潮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列兰州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国家156项骨干工业企业中的兰州炼油厂、兰州氮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兰州西固热电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银光化学材料厂等企业及一大批限额以上的配套工程都安排在兰州或其周边地区建设。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确保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西北地区也是这样，全力以赴地狠抓这些大型骨干工业项目的建设，兰州以这些大型骨干项目为中心，重点进行新兴工业基地及配套项目，以及为其服务的交通运输、生活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满足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国家发出了“支援大西北”、“开发大西北”的号召，支援大西北的大军如潮水般涌入西北地区，涌入兰州。仅1956年一年，兰州就接纳了10万拓荒者。各种建设轰轰烈烈地展开，兰州市区得到了迅速扩展。
经过5年大规模的建设，至1957年年底，兰州的国内总产值完成2.33亿元，平均年递增48.5%,几乎是两年翻一番。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交通运输支持。兰州本地的建筑材料大部分在黄河以北，相当一部分外地运来的机械设备也要跨过黄河运往黄河以北地区，加上市内交通和过境交通，跨越黄河的交通十分繁忙。仅兰州地区就有国营运输、私营运输、民间运输和单位自备运输等四支运输力量从事工业基地建设运输和基地工业、农业和商业运输。
兰州市属的运输力量，加上甘肃省属驻兰州的汽车运输力量和兰州机关企事业汽车运输力量，共同组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伍，成千上万的汽车、蓄力车、人力车浩浩荡荡地奔驰在兰州市区和各条公路干线上。这支运输队伍的相当一部分要跨越黄河，而当时黄河上除了1955年在西固钟家河修建的一座连接西固工业区和沙井驿建筑材料产地的临时便桥外，仍然只有中山桥一座永久性桥梁，中山桥承担的运输任务日益繁重。如果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大规模建设为兰州新兴工业城市地位的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中山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又给兰州投入了12个亿，重点建设兰州电机厂、兰州煤矿机械厂、万里机电厂、兰州钢厂、兰州铝厂、兰州高低压阀门厂等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项目。扩建和新建兰州棉纺厂、毛纺厂、兰州食品厂等轻工业项目 ,兰州工业体系日趋完备。196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4.96亿元，比1957年增长5倍。同时，兰州采用整体搬迁的形式，向发达的上海等城市发出求援信号并得到大力支援。截至1960年 .仅上海迁往兰州的工商企业就达124户，职工超过1000人。信大祥绸布店、悦宾楼京菜馆、佛慈制药厂等名声显赫的企业就是在这时从上海来到兰州的。这批工商企业的到来，使兰州的商业服务水平整体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兰州的商业由此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1960年至1965年，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兰州经济逐渐恢复了元气，出现了健康发展的势头。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又投资改建和新建铁路机械厂、五0四厂、连城铝厂、兰州平板玻璃厂、碳素厂、西北铁合金厂、第一毛纺厂、第三毛纺厂等一大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使兰州形成以炼油、化工、机电、冶金等大型骨干企业为支柱，能源、轻纺、建材、电子工业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第一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兰州国有资产投入、人才的密集程度，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交通运输事业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迅速发展。1958年至1965年，兰州市的公路运输事业也经历了“全面发展”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两个阶段，就总体而言，仍在迅速发展。兰州地区交通部门汽车运输企业有4家，1961年，共有货运汽车750多辆，挂车90多辆，其中省辖运输企业主要承担全省境内的长途物资运输任务，如粮食、煤炭、木材、化肥等的运输；市辖运输企业主要承担市区短途物资运输任务。民间运输业也有较大发展，车辆增加，货运量加大
这一时期，由于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物资调运日益频繁，黄河上唯一的永久性桥梁--中山桥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又先后在七里河区中部建成七里河黄河大桥，在西固新城建设新城黄河大桥。但由于车辆和运输量的日益增加，中山桥的交通流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运输和1960年至1962年的调粮运输中，中山桥起了很大作用。
1958年，兰州地区货运量随着“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的迅速发展而成倍增长，交通部门为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大力挖掘运输潜力、变单班运输为双班运输，变单车运输为拖挂运输；开展“双革”运动，自制挂车880多辆投入运输；同时组织机关企事业载货汽车440多辆，各县（区）也组织大批人力车、畜力车加入运输的行业。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仅兰州市交通管理局就派出交通部门运营的汽车和集中的机关企业单位汽车共500多辆，突击挖运矿石和煤炭等短途物资，各车队组织双班、拖挂运输。同年10月，兰州市抽调汽车350辆，以民兵建制组务，历时4个月，运煤32000吨。1959年9月，组织各机关单位汽车和民间运输车辆14358辆，驮畜59537头次，完成短途货物运输7200吨，完成货物周转量55.44万吨公里。1960年至1962年，甘肃省政府组织汽车1000多辆，赴平凉、庆阳地区调运救灾粮食；兰州市抽调40多个厂矿企业汽车共240多辆，编为粮运第十二大队，参加全省救灾粮运输。在1958年至1965年8年的交通运输中，中山桥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68年，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交通运输生产逐年提高。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货物运输量不断增加，为缓解运力紧张问题，兰州市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自用汽车参加社会运输。民间传统运输工具--畜力车、人力架子车也积极投入社会运输，承担市区短途货运任务。兰州市所辖三县农业运输车辆--胶轮大车、拖拉机，也走出农村，承担市区运输任务，缓解社会运输压力，增加农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黄河上又增建了一座西沙黄河大桥，但中山桥的运输压力并没有减轻，而仍然起着重要的交通作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兰州的公路交通建设迅速发展，黄河兰州段又新建了兰州城关黄河大桥、兰州吊桥、银滩黄河大桥等桥梁。但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机动车拥有量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黄河两岸交通不畅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据统计，兰州市1949年有机动车1102辆，1987年增至41692辆，1990年底达48661辆，2004年已达10万多辆；1963年有自行车7万多辆，1985年增至56.98万辆，1990年底达80多万辆。1949年，兰州市有19.97万人，1980年有231.25万人，1990年有251.69万人，2000年11月1日人口普查时，登记人口为3142464人。车辆的急剧增加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市区交通流量越来越大，中山桥的交通流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不断加大。
迄今，中山桥建成已有104年，超过了保固期24个春秋，今天仍然巍巍屹立在黄河之上，它创造了我国近代桥梁史上的奇迹。经过2011年的大修加固后，中山桥禁止机动车通行，改为步行观光桥，将永久作为历史文物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