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府本淳化阁帖
说到甘肃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不能不提及在甘肃这块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地上，对古代文字发展和书法艺术独特的考古发现。书法就是书写的方法，其中包括古代甘肃在书写方面工具的发现。书法艺术就是它书写的文字在艺术与鉴赏方面的独有价值，以及在历代书界的地位评价。有人说，甘肃在书法上成就不大，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有些发现还占有领先或独有的地位。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的《“鲲鹏之动”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考古发现成果展》上与《兰州碑林》大批碑刻实物证明了甘肃也是古文字与古代书法艺术成就突出的省份之一。现在列举一些事实依据：
被称为“彩陶的故乡”的甘肃，已经出土了新石器时期数以万计带有刻画符号的彩陶，这些刻画符号已经具有了文字的性质，它是研究汉字起源的重要依据，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基因。
在大地湾之后，又在甘肃合水九台遗址发现了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陶器上的“+”、“×”、“个”等字形或符号。
甘肃出土的大量商周先秦时期的青铜铭文既是研究钟鼎铭文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书法发展内在规律的实证。甘肃考古重要发现的有泾川商代袋足鬲铭文、礼县雷神庙商代保父辛鼎铭文、陇东商代父癸提梁卤铭文等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佐证。而灵台县西屯乡出土的24件西周青铜器铭文、宁县出土的中生鬲铭文和师伯盨铭文明显体现了铭文书法发展的变化和规范的趋向。
在书学史上，早在商周时代，就出现了竹（木）简手写体文字的存在，将他们编缀起来就成了“册”.而最早证明它的实物就是“解放前在甘肃居延地区出土的永元兵器册，有七十七枚前后相续的（木）简，完整无缺。”（引自《古文字趣谈》，陈炜湛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反映先秦时期甘肃出土文物中铭文器物有礼县大堡子山秦墓葬群中的鼎、簋、鎛，现在部分藏于甘肃博物馆。尤其是“在甘肃出土的青铜器物中知名度最高的为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秦公簋。秦公簋器、盖联铭，器内铭文五行51字，盖内铭文53字，合而成篇。”“秦公簋用笔方圆兼备，圆笔流畅，方笔使转自然；在结体上安排规范，与上海博物馆和甘博物馆所藏秦公鼎、簋铭文相比字法更加成熟，不再以笔画多少决定字形大小，每字大小则基本相同。”（详见张永基、刘云鹏着《甘肃书法史》第33页）无疑此为后来秦始皇的书同文的小篆体开了先例和作了铺垫。
据甘肃博物馆介绍，“建国后，秦至魏晋十六国的甘肃考古发现，有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敦煌马圈湾等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良好均居全国之首。”“甘肃省居延考古队1972年--1974年和1976年、1980年、1986年6次调查发掘，获得了三万枚汉简。”“1990年--1992年甘肃文物研究所在敦煌与安西县交界处发现简牍文书25000枚。并在悬泉发现有文字的残纸多件，为西汉武帝至西晋时期的遗物，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写用纸，上有古隶字，清晰可见。”（以上均摘自甘肃省博物馆《“鲲鹏之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甘肃考古发现成果展》）其中，天水放马滩（也叫牧马滩）出土的秦简甲乙两种《日书》共448枚，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两部秦代《日书》，物证了隶书书体在秦国的书写主流地位和书体古朴雄厚和宽博疏朗的风格，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是“隶变”,并逐步规范的发端，意义重大。此外，天水出土的秦权量和在镇原县发现的秦昭版铭文，都是研究篆体书法的精品。
竹木简牍是汉代书法艺术特有成就的实证。而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在甘肃地区出土的三大汉简：敦煌出土的《流沙坠简》、《武威汉简》、《居延汉简》。从书法的艺术角度看，具有“用笔夸张、隶意浓厚的艺韵。”（高羔《甘肃是书法艺术的沃土》见2011年2月16日《兰州日报》）这些“宝贵的书法珍品，对研究汉代书法，特别是对研究汉代字体的源流变化，都是极有价值的宝贵资料。”（《中国书法史略》，包备五着，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从此也为我国建立了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新学科“简牍学”.
敦煌是震惊世界的艺术宝库，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以敦煌汉简、张芝索靖书法、经洞写经、石窟题记、刻石本等为代表的敦煌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了独特的重要地位。正如书界评论时所指出的“敦煌书法数量之巨大，书体之多姿，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敦煌堪称一座庞大的中国书法基因库，它对于研究五千年书法史，特别是书法演变和最终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均见2009年9月17日《兰州晨报》刊载《敦煌书法：流沙轻掩翰墨沉香》一文）
敦煌出土的的西汉时期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的汉简，开创了行草书法笔意的先河。
据报道，到目前为止，在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的六分之五。它在书法发展重要的“隶变”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启了后世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先河。
另外，在甘肃境内也发现了不少帛书、壁书等之类的书法文物。
考古发现的隋代敦煌90多件写经，不仅“孕育着新书风的诞生”,而且“为唐代书法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引文见《甘肃书法史》第160页）而唐代促进了敦煌写经书法的繁荣。大量的敦煌遗书体现了书法名家和和民间书家书体与书风的发展，留下了唐代艺术价值很高的书法大家的经典作品，对中国书法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唐太宗的《温泉铭》、欧阳询的《化度寺碑》、柳公权的《金刚经》、临王羲之的《兰亭序》等多部作品。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在敦煌出土的柳公权最着名的《金刚般若经》出土拓本一事。这是法国伯希和于1908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卷装唐拓本。现在收藏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原石早已亡失不传。根据拓本记载为柳公权四十七岁所书，其小字楷书介于欧颜之间，比玄秘帖等字体更细，结构紧密、书风劲媚，开创了唐代书法的新风。
隋唐时代的甘肃的碑刻墓志，例如清水出土的《李虎墓志》和临洮的《哥舒翰功勋碑》等，大量的书法文物既是当时书法发展的例证，也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和贡献。
从以上事例综合看，古代的甘肃从文字产生、发展，文字书写的书体、工具等实物，都足以可以说明它对中国古代的书法是有重大贡献的。这些都是宝贵的书法珍品，对研究古代特别是秦汉之前的字体的源流变化，都是极其有价值的。
当然，在甘肃有些还是国宝级的文物，例如：列入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为西夏文碑，因称《西夏碑》。武威文庙中的《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成县的《西狭颂》摩崖石刻，是着名的书法艺术国宝级文物。此石刻刻于汉灵帝建宁四年六月十三（公元171年8月2日）。内容为记修治西狭险路的纪文。书法结体自然，笔法方折劲挺，笔画舒展，风格雄劲古穆，气势宏大，在书界地位很高，是碑派取法的经典范本。
《肃府本淳化阁帖》，其中收有相传中国最早的书作--仓颉书一。此帖是朱元璋第十四子朱瑛受封为肃庄王驻节兰州时，朱元璋从内府调出的宋拓本赐予肃王的。后来在万历年间，肃王后人将宝帖精摹于石上，是为《淳化阁帖》“肃府本”也称“兰州本”.其它分布在甘肃各地的数以万计的摩崖石刻和碑刻，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历史性的价值。兰州碑林收集珍藏的古代石刻作品，就是它的一个代表和缩影。其中大书法家文征明83岁所书诗稿的岷县《文征明诗碑》、《御制大崇教寺碑》，泾川县的《华严海印寺碑》、《重修回王山王母宫颂》、《南石窟寺碑》，武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正宁县的《承天观碑》等都是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各地的像敦煌的元代《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乾宁碑》，武威《前凉晋太守梁舒墓表》、《大唐古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等对于研究书法艺术，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宝贵实物珍品。
另外，在甘肃，尤其在敦煌发现的八思巴文，回鹘文、藏文、突厥文、吐蕃文、西夏文、粟特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手书经卷，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书法库”,名实所归。
在考古发现中对书法书写工具的发现研究也有重大突破。2010年12月6日在兰州召开的第四届东亚纸张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在甘肃陆续发现的旱滩坡纸、肩水金关纸、马圈湾纸、居延纸、敦煌纸以及在敦煌甜水井发掘写有文字的三张麻纸，这些汉代的“古纸”,都是在“蔡伦纸”之前，不仅对我国的造纸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将中国的造纸术提前了300年，而且对由汉代转型的书法飞跃发展时期的书法艺术占有应有的地位。
当然，名扬中外的书法工具之一的洮砚，出在甘肃也是我们的骄傲。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秋子，在评价甘肃古代书法的贡献时认为，在中国书法史上，甘肃书法从远古、上古到中古时期，扮演着领舞的角色，产生过辉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两汉的四百年里，甘肃书法以绝对优势领先于全国；从魏晋到宋代的七百年中，甘肃书法进一步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长戏大剧；在明清五百多年间出现了大批书法家，对甘肃书法的传承发展起了引领的作用。以上这些看法是符合古代甘肃书法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