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国存在多种宗教，但从上到下对佛教尤为崇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央政府没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等两个机构，而且地位很高，列名仅次于中书、枢密，属第二品级；在国家法典中有专门的律令保护佛教、僧人、寺庙的特殊地位和权益；全国各地寺院佛塔很多，“浮图梵刹，遍满天下”;僧人数量很多，社会地位也高，西夏姑娘以嫁僧人为荣，诗云：

    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裳光如霞，

    却如瞿昙作夫婿。

    翻译、刊布佛经非常多等等。正是这样，佛教不仅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使西夏佛教成为中国佛教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为中国的科技、文化史保留下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根据出土的西夏时期的大量佛经可知：从西夏建国之年（1038年）起，西夏政府就开始组织高僧翻译佛经，把汉文大藏经翻译为西夏文。西夏皇帝、皇太后亲临译经场指导、听讲。所以只用了短短的53年时间，到1090年，就翻译出大、小乖佛经362帙812部3579卷，把汉文大藏经经、律、论中的主要典籍翻译出来。

    以后又经多次校勘、修正、补充、刊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面世了。与此同时，西夏还刊印、颁布赐汉文大藏经：翻译、刊布藏文佛经，从而使境内各个民族都能看到佛经。刊布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主要是用雕版印刷，也有用泥活字、木活字印刷的，还有用墨书、泥金抄写的，所以成书速度快，流通量大，例如1189年一次就“散施番（西夏）、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尤卷”.从而加快佛教的传播速度和效果，使西夏人普遍崇信佛教，以至于元灭西夏之后，为了安抚西夏人，巩固统治，元政府还刊印大量西夏文佛经，散发给西夏人聚居的地区，供他们继续诵读。

    前几年，甘肃武威、敦煌、定西、会宁等地发现、收藏不少的西夏文佛经，下面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泥活字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

    1987年5月，在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一座山上，发现一个倒塌的西夏遗址--亥母洞遗址，出土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一件西夏文印经，长卷折叠式，现存54面，每面长28厘米，宽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共计6400多字。经名和题款保存完整，经翻译得知经名是《维摩诘所说经下集》。题款是：“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云邪睦懿恭”,这是西夏第五位皇帝仁宗仁孝的尊号（1141-1195年）。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文文书，有明确纪年乾定申年、酉年、戌年（1224-1226年）。因而可以确定上述佛经是西夏晚期刊印的。

    特别是这部印经显示了许多特点，它不同于雕版印经和木活字印经，而是具有显示的早期泥活字印经的特点--每个字的大小不同；有的笔画细薄如钱辱，有的则显得颓钝；多数字生硬变形，横竖画不直，不连贯，两画交叉处不能一刀贯通，连角容易掉落，或不如木刻字那样棱角分明；有的字有流釉现象，使印字模糊；气眼较多，皱泥皮明显；各字背面透墨深浅不同等，上述特点都与泥土的质地和刻字、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有关。这部佛经现收藏于武威市博物馆。

    我们知道，中国是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源地。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明确记载：“……（宋）庆历（公元1040-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每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销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由此可见，在北宋前期就已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但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见到宋代的活字版印刷品，非常可惜！幸运的是，武威出土的这一件西夏时期（与宋代同时）的泥活字佛经，填补了中国科技史上这一伟大发明的空白，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之一。

    木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原甘肃省文史馆张思温先生收藏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函五册，是根据唐代实叉难陀翻译的八十卷本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的。他保存的五册，包括卷十一至卷十五，梵荚本，装帧相当精致--函套和每一册的前后封面都用黄绫裱褙；其上又有装饰精美的书签；函套带有牙签和青缥带；在第一册经文前面，有刻印精细的佛说法图二页半和祝赞词半页。经文中空白处间有散花、宝塔，做供养之意。刻印的文字遒劲秀美，保存完整，特别是共绫，鲜艳如新。甘肃省博物馆也收藏有类似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册，为普贤行愿品。

    这两种华严经有如下特点：有的一行的文字上下不太规整；有的字歪斜，背面印字透墨深浅不同；有的常用字明显是后来才印上去的。这些都是木活字版的特点，因而可以断定是木活字版印刷品。迄今所知的西夏文木活字版华严经中，尚未见有西夏时期的确切证据，而元代的则有明确记载，如日本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五卷有两行西夏文题记，译文是：“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作印者都罗慧性，复共一切发愿助随喜者，皆当共成佛道。”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大方广佛严华经》第四十卷末尾有西夏文题款：“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惠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因此，上述甘肃收藏的两种佛经的时代，暂定为元代晚期比较合适。虽然它比宋代的晚一些，但也是稀有之物。

    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

    图解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1959年在敦煌莫高窟宕泉河东岸的一座元代喇嘛塔中发现的，木刻雕版，梵莱装，每页高20.5厘米，宽8.9厘米，栏高15.5厘米。扉页刻印精美的水月观音图。其他51页均分上下两段--下段刻经文；上段刻每段经文的图解，约占栏面高1/4的位置，全部经文的图解连接起来，就是这部观音经完整的连环画故事。据研究，这是西夏时期的刻印本。其内容说的是：世上任何人，不管在何时何处遇到何种危难，只要念育观世音菩萨之名，观世音菩萨马上会来帮他脱离苦难。如：（若国土中）满是怨贼时，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载好货物，过险路中，其中一人，如是言曰：“诸善男子，当勿恐怖，汝等当以一心诵观世音菩萨之名，是菩萨者，能施无畏於众生，汝等若能育彼菩萨之名，则於此怨贼中，当必得解脱也。”众商人等闻此言，复同时出声曰：“南无观世音菩萨。”因颂其名，皆得解脱。这件图解本西夏文佛经是迄今所知国内外极为罕见的一件，也是中国早期版画史、连环画史的珍稀实物。连环画中表现的各种人物、服饰和各种生产生活工具，也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科学技术、绘画雕版技术的重要资料。

    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甘肃定西、会宁都发殃有珍稀的金书西夏文佛经。定西县文化馆收藏的一件，为紫青纸，用泥金抄写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楷书。现存8页，经翻译研究，是卷第十五《贤首品第十二之二》中的部分偈语。页面高31厘米，宽11.5厘米，上下双栏，框高23.7厘米。该经保存完好，色泽如新，书法精美，是西夏时期的作品。在一部西夏时期刊印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上，有西夏文押捺题款：“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圆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契及五十四部华严，又抄写金、银字中，华严一部，金觉莲华般若菩萨戒经契行信论等。”“番国”是西夏人自称，这是西夏人有金书佛经的明确记载。迄今存世的西夏文金书佛经只有几件--法国人购得的《添品妙法莲华经》，西安市文管处收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也有少量残页等。宋代的金书汉文佛经也不多见。所以，这件金书西夏文佛经是西夏、乃至中国古代佛经中的珍品。雕版佛经和墨写佛经、发愿文也都很精美，甚至有不少插画，是西夏美术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据《陇上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