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南锣鼓巷每天都是摩肩接踵、游人如织。被称为“蜈蚣街”的南锣鼓巷地区，其实还包括它东部与西部的各8条胡同，这里不仅完整地保存着元代的胡同院落肌理，而且还有着诸多的历史遗存，蕴含着厚重的京味文化。然而，在游南锣鼓巷时，笔者却发现了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在介绍雨儿胡同的牌子上，将齐白石住雨儿胡同的时间说成了民国时期；将齐白石旧居画室的对联放成了“左手为上”,甚至把横批当成了对联。此外，在介绍“都一处”的牌子上也有两处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一是“都一处”的原址好像就在南锣鼓巷而不是前门外；二是将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蝠头匾”错写成了“幅头匾”……
齐白石住雨儿胡同的时间
怎么能说是“民国时期”?
逛南锣鼓巷，雨儿胡同是必去的。胡同东口有一块铭牌，其上尾句说：“民国时期北海公园董事会会长董叔平、着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旧居均坐落于此。”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民国时期董叔平和齐白石先生都住在这条胡同。
董叔平无须多说。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1日，北海公园正式开放，次日的北平《益世报》报道：开幕礼在“北海公园承光门内白塔山西侧的庆霄楼举行”.董叔平曾任经管公园事务的董事会会长。雨儿胡同离北海公园不远，董叔平住在这里自然是得了近便。
齐白石住雨儿胡同却不是民国时期。白石老人1919年57岁来北京做“老北漂”,经7年苦斗，1926年64岁在西城跨车胡同买了一座宅子。从1926年至1957年9月16日享年93岁（他自署97岁，差的这4年拟另文单说）的白石老人离世，这31年他基本上都安居“跨车”.院中的北房为防盗曾装了铁栅栏，因而成为着名的“铁栅画屋”.
30多年中只有1955年春至1956年春，白石老人住在雨儿胡同。为什么迁居一年？因为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对老人的关心。一是他的房子实在老旧残破，门窗不严，墙砖松动；二是他的儿孙辈数量不少，你找他扰，老人不堪其烦；三是1949年以后老人在国内外影响愈加扩大（1955年获“国际和平奖”），他的居处也承担着接受重要客人来访的任务……于是，1955年春节后，周恩来直接安排，中国美术家协会具体落实，请老人转移到建筑格局、管理水平等多方面远胜“跨车”的“雨儿”.
为什么住一年又回去了？主要是生活习惯问题。原来儿孙一大群，现在来人进大门要登记获批，老人又觉得有些冷清。于是，他给晚辈写了这样一张纸条：“予愿搬回跨车胡同老屋。数十年生活计（等计）习惯，儿辈宜善体老人心意。乃翁示。”周恩来得悉，布置了专人，于1956年3月21日将老人送回了“跨车”.
1955年春至1956年春，明摆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啊！胡同牌上拿“民国时期”概述董叔平、齐白石居住雨儿胡同的时间，简直是“穿越”了。
齐白石画室的对联
应该“右手为上”还是“左手为上”?
步入齐白石旧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正房迎门墙上居中悬挂的白石老人的画作和对联：“大福宜富贵，长寿亦无疆”.正房东间有一架大床，为老人睡卧所在，西间一画案，为老人的画室。画室镶着一副木质隔扇，两侧镌刻有一副对联。右手（靠北墙）边书：“寿本乎仁勿展无益之卷勿吐无益之语勿涉无益之境勿近无益之人”,其下署“恕庵书于琴剑书屋”;左手（南窗内）边书：“乐生于智本书以求其质本诗以求其情本礼以求其宜本易以求其动”,其下署“丁卯孟秋叔平仁兄雅属”.面对这副长长的对联，让人不由得反复吟读，再三品赏。
可是，怎么看着不对劲呢？从对联主体的内容来讲，“本”什么，是正面说，“本”字后面的“书”“诗”“礼”“易”分别指《书》、《诗》、《礼》、《易》；“非”什么，是反面说。先提倡而后警示，这种仪礼规范乃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再从对联的落款看，“丁卯孟秋，叔平仁兄雅属”是表达对受书者的敬意，本应为“上款”;“恕庵书于琴剑书屋”是书写者留下的记录，此为“下款”.这也是世代相传的写对联的规矩。
齐白石旧居画室中的对联将“勿”……连同“下款”都搁在了“上联”的位置，“本”……连同“上款”却放在了“下联”的位置，明显放反了！不仅如此，这副对联上下联开头各四个字“寿本乎仁”与“乐生于智”,被放得位置更是贻笑大方，这8个字本是这副对联的“横批”!
画室对联的正确状态应该是：右手：本书以求其质本诗以求其情本礼以求其宜本易以求其动。叔平仁兄雅属。左手：勿展无益之卷勿吐无益之语勿涉无益之境勿近无益之人。丁卯孟秋恕庵书于琴剑书屋。横批：寿本乎仁 乐生于智
董叔平住的时候不会这样反着放，因为“上款”就是“叔平”,不可能出现如此纰漏；齐白石住的那一年也不会放反，因为他住过来时主体还是当初的原样。问题或许出在2012年翻修时，这次翻修的具体施工是当年工程队的木匠。大家知道齐白石是个“老木匠”,老木匠的住房，“小木匠”翻修时出了谬误？这么一撂已有五六年了，难道我们只是责怪“小木匠”吗？
“都一处”的“蝠头匾”
为啥变成了“幅头匾”?
沿南锣鼓巷北行，在秦老胡同北侧有一家中华老字号“都一处”.门口的一方铭牌上写道：“都一处烧麦馆创办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除夕之夜，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回城，见前门大街只此一家尚在营业，颇有些感触。进店用餐，十分满意。当得知此店尚无正式店名时，乾隆便说：……就叫’都一处‘吧。不几日，宫中太监送来幅头匾，上刻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都一处‘三个大字。店家此时方恍然大悟，急忙将幅头匾及乾隆坐过的椅子供奉起来……”如此这般的说明，难免造成初来乍到的游人以为这家就是“都一处”!
稍了解北京历史掌故的人都知道，“都一处”的原址本来是在前门外。在“后门”（地安门）外的这家“都一处”,显然是借老字号的牌子开的“连锁店”或“分号”.可现在这个牌子上的介绍却明显的似是而非，很容易给人以误导，造成文化历史知识上的混乱。“都一处”的品牌效应不错，讲明“后门”外这个“都一处”与前门外的原址“都一处”虽有“血缘”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恐怕也没什么不好吧？
而且，这个介绍中还两次用到“幅头匾”一词。“幅”,多用作量词，如“两幅画”、“一幅对联”……那什么叫“幅头匾”呢？无解。原来，这里的“幅”是个错字，“幅头匾”本应是“蝠头匾”.“蝠”在这里的实际意义是“福”,这是传统文化中常用的“谐音”修辞手法。“福”原本是个抽象的物事，怎样表达？于是古人想到了“蝙蝠”中的“蝠”,一是解决了同音借代，二是采用了蝙蝠的形象。此法极为常见：用“鹿”的形象来表示“禄”,用“绶带鸟”的形象来表示“寿”,用“喜鹊”的形象来表示“禧”……不胜枚举。所谓“幅头匾”者，实应是“蝠头匾”啊！
除此之外，板厂胡同的牌子也有疏漏，这块牌子上的文字介绍是：“建国后朝鲜驻华大使馆曾设在19号院……30、32和34号院是清末蒙古科尔沁王僧格林沁府邸的一部分……”其一，说朝鲜大使馆曾“设在19号院”有误，朝鲜大使馆应在帽儿胡同13号。其二，提到板厂胡同的僧王府，不应忘却一个重要人物--朱家溍。他曾在板厂胡同34号（新门牌）原僧格林沁王府西院住了60多年，朱家溍卧室的门楣上曾悬挂有启功先生为他题的“蜗居”牌匾。
朱家溍（1914-2003年），字季黄，朱熹二十五世孙，故宫博物院贡献卓着的专家，太和殿中的那座“龙椅”就是他主持修复的。朱先生在南锣鼓巷住过帽儿胡同7号（旧门牌）“可园”,帽儿胡同15号（旧门牌）的婉容旧家，板厂胡同原僧格林沁王府西院是他在南锣地区住过的第3处居所，这座宅院是他父亲朱翼庵先生购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