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劲松

    1956年的最后一天和1957年的第一天，前苏联党报《真理报》连载了一篇题为《一个人的遭遇》的小说，作者是写过《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55年后，一个名叫陈应松的中国作家，发表了一篇同题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刊载，《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小说月报》2011年第5期转载）。作者陈应松是否读过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并因此受到启发，我无从得知。但两者却给我带来了同样的阅读思考，那就是，在剧变的时代面前，处境卑微的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洪流是否将一切不幸与苦难都冲到了弱小者的身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极其相似的写作指向：以写实的手法，描述普通人充满艰辛、不幸和眼泪的真实生活。

    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今天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也正处于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个时代。欣欣向荣的背后，光明与黑暗同在，繁华和堕落共生，真实同虚伪并存。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文学何为？作家何为？陈应松认为，“生在这个时代，作为作家，他必须将自己交给与现实有关的一切。……作家在无可奈何的仇恨和欲望中，在身不由己的职业活动中，与现实拥抱在一起。”[1]这无疑告诉我们，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与时代、人心和现实存在，不应抱有故意或无意的疏远与隔离，而要直面和深入。诚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说：“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2]《一个人的遭遇》让我看到了作家陈应松的确“与现实拥抱在一起”，他的文学姿态也的确是“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

    一直以来，从《松鸦为什么鸣叫》到《马嘶岭血案》再到《一个人的遭遇》，陈应松的写作始终保持着思想与精神的可贵品质，分享着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内心承受的深重苦难。他不啻做这个时代真的猛士，摇旗呐喊，奋勇前行，犹如鲁迅所说，还“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的文字，充满正义，富有铁骨；蕴含力量，贯注思考。残酷里包裹柔软，深刻中透出悲悯。真实而又丰沉，复杂而又丰厚。在丰富的内容表达中，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无比真实的表现手法，刻画了一个来自底层的上访人物刁有福。刁有福名不副实，名为有福实则无福。小说开头就将他置于命运的多舛之中：从国有酒厂下岗后的刁有福，自己开了个小酒坊。然而一场大水，把什么都淹没了。两个参股人以为他耍赖，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两个人，一个是他舅舅，一个是他母亲。他的不幸遭遇，由此开始。随后，厄运接二连三地到来。去医院诊治时坏掉了一颗肾，输血却染上了乙肝，遭母亲与舅舅毒打反被他们登报说“养儿不孝，母遭子打”。于是，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上访之路。想不到的是，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信访局建议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却因法院的袒护和草率输掉了官司。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眉目，他又阴差阳错地被选为上访代表，为以前厂里的下岗工人替天行道。在刁有福看来，当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让他“必须上访，必须还咱们下岗职工一个公道，解决生存问题。上访就是把咱们的实情递上去，让上面知道，上访就是陈情，把问题搞清楚。上访就是给大伙一条活路。” 就这样，他只好一路去省里、进京城上访。然而，等待他的，不是公道，不是活路，而是屡上访屡被遣返，落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更可气的是，遍体鳞伤的他最后还以妨碍公务罪被判入狱两年半。出狱后，他仍然想去上访。可是，刁有福去工人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响应。“大家看着他拄拐棍，风都吹得倒的样子，口里说你为大伙吃了苦，都有点避他。”连自己的妹妹也不留他吃饭，因为他有肝病，让他治好了再来。那一刻，刁有福面对茫茫大湖只想哭。倔强的他，决心要为自己讨个公道。一番折腾后，当地信访局迫于上面的压力，部分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