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震撼力无疑是强大的。原生态的小说语言和叙述方式，让我感到压抑。从来都在写底层的陈应松，在《一个人的遭遇》中写出了残酷的生活现实，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真相。刁有福的不幸遭遇，岂止是他一个人的遭遇？放眼当下，还有多少刁有福们，曾经遭受过、正在经受着、将要经历着同样的不幸？小说中的刁有福，自己下岗了，想凭借一点技能再混点生活，却处处碰壁。平时的刁有福，不说话，懒得说，因为“跟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就当自己是只蚂蚁，因为“他们那么庞大，我这么弱小。”“苦难”一直是陈应松文学写作的关键词。在这部小说中，他以无比真实的向下姿态，叙写出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刁有福的遭遇固然只是个人遭遇，但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谁能说这背后牵扯到的，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刁有福的那些下岗工友们，现在都没有单位，日子过得苦巴巴的，“有的摆地摊，有的卖菜，有的捡破烂，还有的像他这样，回到过去的老家乡下，没田没地，比农民还不如，农民还有几亩地可耕。”有些人病死了，有些人自杀了，家庭的幸福远去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与此相反的是，“法官太轻率……随意性太大，又袒护报纸。”而派出所警察先生们包括各主管部门推脱责任的最拿手一句话就是：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干他的事了。难怪刁有福百般无奈之下想走极端。小说中，他和信访局官员的一段对话发人深思：“当你说我是刁民的时候，你中午有人请，有酒喝，坐上席。晚上有人请你洗脚按摩，唱歌打牌。回到家清清爽爽，说不定用去了两三个避孕套。可我中餐还没着落，顶多找个路边摊吃碗面。还没有家可回，儿子不知在哪里。你儿子已经找好了单位，穿得周周正正上班谈女朋友，几十万的结婚钱已给儿子媳妇留好了。我身无分文。你说这刁民谁愿意做？……”一个真正的作家，须臾不要忘记，文学除了叙写个人的悲欢，还应关注“他人的痛苦”；除了表达一己之私的生活经验，更应关注广大世界的生存境遇。说到底，“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3]以此观照《一个人的遭遇》，其悲悯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结局耐人寻味：信访局这次不仅让刁有福过足住院的瘾，还答应了他不少条件，譬如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帮他儿子安排工作，贷款五万元给他恢复生产。于是，刁有福拿贷款的五万元回到村里，想继续养猪搞酒坊。儿子、妹妹、断了六根肋骨的前妻、前妻的弟弟重新回到他身边。“生活似乎又开始了。”读到这里，我那颗沉重已久的心稍微舒缓，眼前仿佛出现了童话故事里常见的一幕：从此，刁有福和他的家人（就像王子和灰姑娘）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过于天真，还是作家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小说刻意加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或许，写惯了死亡的陈应松，此时面对刁有福也心有戚戚，充满矛盾。遭遇了那么多苦难的刁有福，无疑代表了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普罗大众，若他面临的唯有死亡，那余下的普罗大众将情何以堪？苦心孤诣的陈应松，面对底层的残忍和疼痛，虽有悲悯之心却无改变之力。事实上，他和广大读者一样，并不能为刁有福他们找到一条更好的生存出路，但他在思考着，探索着，尝试着。刁有福在绝望之后放弃了上访，他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归于平静。在这场“个人”与“体制”的较量中，刁有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这显然不过是表面现象。两者和谐的背后，以刁有福的沉痛遭遇为代价。小说中，信访局的人曾对刁有福说：“政府和百姓都要互相体谅。你们不能提到当官的就都姓贪，官员们不能提到老百姓就都姓刁。现在官民之间的误会太深了，一定要化解。”只是，这种误会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找到误会的根源，误会的化解不过是官员们或者老百姓的一厢情愿。
在作家陈应松看来，“小说应该用充满寓言意味的语言来表现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真实的生活，要使小说充满着力量。小说一定要强烈，对现代麻痹的读者要造成强烈的刺激。一定要复杂，不能单薄，要丰厚、丰富、丰满、丰沉，所谓‘四丰’。要真实，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4]《一个人的遭遇》既是他上述小说观的写作实践，也是其具体表现。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读出强烈的生活真实感、现场感，充满力量，蕴含复杂，让人疼痛。他还认为，“文学创造的激情来自于愤怒、警醒和不满。”正是这种愤怒、警醒和不满，让他一直试图贴近底层，关怀人性，表达悲悯，也让我在他的小说中，充分领会到文学的神圣和艺术的尊严，充分感知到文学的骨气与小说的精神。批评家谢有顺曾说：“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很多的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5]一个文学写作者，倘若没有开阔的胸襟，没有悲悯的情怀，没有高远的文学抱负，没有坚定的文学信念，是决然写不出触动灵魂、让人有痛感的作品来的。当我理解了陈应松的小说观，看到了他为此所作的努力，并读到了他的《一个人的遭遇》时，我坚信，无论时代的风貌如何变迁，也不管文学的气息怎样流转，必定还会有一些作家，以直面现实、正视苦难、深入真相的勇气和自觉，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引领时代精神走向的开掘者，且用他们的良知和道义，唤醒我们的悲悯之心，拯救我们的迷途之魂。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