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内景

　　李正荣

　　游学日本两年，公共图书馆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其中自有许多轻松愉快的故事。比如，我，一个外国人，居然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5分钟就办好京都市中央图书馆的阅览证，不要工本费，不要押金。再比如，我的女儿，才两岁多，作为探望客居日本的老爸爸的小“访客”，居然也能办一张京都市中央图书馆的图书证，一次可以借阅20本，她有图书证的那一天，立即让我帮忙，把一套十几本的迪斯尼电影图片版的大型画册搬回家。

　　不料，在我准备讲述日本图书馆的愉快经历的时候，却遭遇到日本图书馆界一桩悲壮的抵抗。

　　这场抵抗，发生在1952年到1954年。抵抗的一方是全日本图书馆协会会众。抵抗的对象是日本政府。

　　而这场抵抗要捍卫的阵地是：图书馆自由。

　　最后，抵抗的结果是一部极其简洁的，但是又极为隆重的日本“图书馆宪章”和“关于图书馆自由的宣言”。

　　抵抗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今天。

　　现在，距离那场抵抗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看着当年登载的宪章草案、各地修改宪章的意见、各种代案、各地图书馆分会表示赞成的签名，以及关于宪章和宣言条文字句的辩论，我不能不对日本图书馆界的自由意识和公民态度，肃然升起敬意。

　　图书馆是自由的

　　日本图书馆自由运动是这样开始的：

　　1952年5月20-23日九州全境图书馆协会年度总会暨日本全国图书馆大会在日本九州召开，近800名图书馆同人参加。

　　大会期间，有人提出紧急动议，要求大会对引发全国抗议风潮的“破防法”进行表决，表明图书馆界对此法规的抗议态度。但是，大会最终“反对”这项紧急动议在大会进行表决。

　　反对大会进行表决，这个意见主要是当时的日本图书馆协会事务局长有山崧先生坚持的，当时，参加大会的激进人士认为有山崧的态度过于消极：图书馆面对社会的危机，怎么能袖手旁观！

　　这里需要说一说所谓“破防法”和日本1950年代的社会危机。“破防法”，全称是“破坏活动防治法案”，它有一个更为重大的背景，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东”局势紧张，美国议员麦卡锡在国会上发表演说，煽动发共情绪，开始掀起“麦卡锡主义”旋风。当时作为进驻日本的联军司令的麦克阿瑟也在日本推行麦卡锡政策。1950年6月6日发布肃清24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的法令。7日之后，又发布肃清《赤旗》(日本共产党机关刊物)杂志27人的指令。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远东一带，局势更加严峻。为了应对这一局面，1951年9月，联合国军、美国和日本签署了“媾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媾和条约”将于1952年4月28日开始生效。“媾和条约”生效，意味着占领时期逐项法律失效，“破防法”就是为了代替占领时期的旧治安法而制定的，它于1952年4月17日在日本国会上提出。结果引发了全国的抗议风潮，首先是日本“劳动组合”抗议，并呼请进步的文化人、学生、学术会议会员、言论报道、文艺家、法学家的团体站出来抗议“破防法”，因为，一旦法案通过，必将对“公民的表现之自由”、“结社之自由”造成限制。

　　1952年5月1日，各地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中，抗议“破防法”成为主要内容。东京“五一”游行队伍在皇居广场和实施戒严的警察发生冲突。第二天议会开会，有议员提案应该迅速实施“破防法”，结果，5月19日，众议院法务委员会开始审议此法。

　　九州的图书馆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因此，议论“破防法”自然成为热门话题，当然大多数代表是持抗议“破防法”的态度。所以有与会者提出全国图书馆应该对此表态。而当时的协会事务局长有山崧却提出了一个消极的意见：对于“破防法”，大会不应该对此作出决议。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