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日本的图书馆自由运动是相伴于世界图书馆自由运动的，其中仁人志士之所以提出了“中立性”、“宪章”、“捍卫自由”等等观念，也是整个现代世界图书馆自由运动的结果。

　　图书馆，能够站在这样的基准上思考自己的责任，真可谓神圣的殿堂。

　　图书馆是愉快的

　　正因为有了“图书馆自由”的原则，我在日本京都市中央图书馆才有了非常痛快地阅读行为。几分钟时间，可以办好阅览证；一次借阅20本图书。忘记图书证的时候，我也可以在阅览室自由阅读。然后，我通过中央图书馆，顺利地借阅到其他市区的图书馆藏书。然后，我又到京都大学、立命馆大学，拿着外国人登陆证明，在这些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里自由阅读——进入21世纪，日本大学图书馆根据图书馆法和图书馆自由宣言精神，对全社会开放，除了这些大学的一些特别时间(一般每周只有一天)，社会读者都可以自由进入。顺便说一句，作为出产了五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原来是帝国大学的京都大学，它的图书馆藏书状况、阅览条件，真是让人赞叹不已，自然又是一番风景。

　　那么世界其他的公共图书馆呢？

　　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British　Museum　Library)的建立，说起来也很愉快。它是源于汉斯·斯隆(Hans　Sloane　1660-1753)男爵的遗嘱。这位斯隆是医生、博物学家，1727年接替I·牛顿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他曾是英王乔治二世的御医，收藏极为丰富。他在临终前的遗嘱写明，在公开借阅的情况下，他可以把自己保存的价值10万镑文物(另一说是5万镑)捐献给王室文库。斯隆的这批文物主要是4万余册活版印刷书籍，3500余册手抄本以及大量的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标本。不过，斯隆的捐赠条件是需要国家给遗嘱执行人，及家属2万英镑的补偿。

　　国王接受了这个遗嘱，但是，以王室财政困难为由，请国会出钱。国会认真讨论，最后的决议令人惊叹：国会决定买下全部10万磅图书文物，但是，文物并非“王室文库”所有，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令：建立大英博物馆法令，由此开始兴建一个现代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是其中一个部分。

　　这事发生在1753年。

　　这个博物馆图书馆功能合一的设施，最初使用政府购买的蒙塔古公爵(Ralph　Montagu,或称杜克伯爵一世，Ist　Duke of,1638～1709)的伦敦旧宅，1759年1月15日开始开放借阅。

　　可见，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建立的缘起，就蕴含着“图书馆”的重要原则：开放性和公众性。英国国会为什么制定了这个原则，原因很简单：因为购买这笔图书和购置图书馆场所的经费是国会支付，而国会的经费是来自于全国的税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公众款项购置的东西要给公众使用，而且凡是公众的领域就一定要向全民开放。

　　一百年后，由于场所老化，国会决定在旧地址营建新馆，1857年，中央大阅览室完工，并向公众开放，这就是那座世界闻名，有一个著名的中央圆形大厅的图书馆。

　　关于这个图书馆，有一点年纪的中国人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极为熟悉，甚至知道这个阅览大厅的某个座位下边，地板有两处凹下去了，那是因为伟大导师马克思从新馆建立不久，一直到去世，30多年间，天天光顾这个座位，因此，马克思脚下磨砺出两个深深的足印。

　　又一百多年过去了，许多中国人亲自到过这个圆形大厅，不免要问问这个“脚印”，结果发现，所谓脚印不过是一个神话，很有趣。据说，戈尔巴乔夫也问过马克思当年坐过的座位是哪一个？负责解说的人员指了指一个“可能”的座位说：那就是。戈尔巴乔夫或许真的摸着那张桌子满意地笑了，而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服务人员一定也是偷着笑了：他们不想揭破这个神话。

　　中国人来过这里，有相当多的人是来嘲笑的，嘲笑当年被神化的历史。但是，我不敢嘲笑。因为，马克思的确在30年间，除了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等等活动，却是“天天”到这个圆形大厅的。马克思利用这里的资料，完成了《资本论》。这就又有点怪诞：一个天天利用着资本主义图书馆的人，完成的却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伟业。

　　不是吗？至今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还把马克思作为本馆的光荣之一！并没有因为政治观点而掩盖这一项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的功绩。可见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态度是“中立”的。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