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的中国新生代以及更新的新生代，说不定有哪一个偶然发现了这个密室，于是也会出现一个“新马”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思想的革命往往是从这些“密室”开始，比如欧洲文艺复兴。

　　如果图书馆放弃了自己的收集图书的原则，只保留借阅率高的书，而随意把借阅率低的书处理掉，对于人类思想发展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惨案”。“图书馆宪章”精神既然说到不受任何外来思想影响而损害图书馆资料，那么，一个信守图书馆理念的图书馆决不会处理旧书。有些图书在图书馆里尘封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终于，尘封的书籍，每一本都成为密室。

　　1986年，我听到我所工作的大学图书馆处理旧图书的消息已经很晚了，赶到现场，图书狼藉，按当时的观念来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好书已经被别人挑走了”，但是，弯腰翻阅一下乱书堆中的图书，我就悔恨自己钱带少了。尽管处理图书的价钱低到了“等于不要钱”。但是，我看中的书，我狂喜的书“俯拾即是”，如果我有钱，所有地下摊开的文科的书籍，我都想买下，因为这些图书，每一本都在向我展示着一间间尘封的密室。

　　比如，其中一本是1910年俄文版托尔斯泰全集中的戏剧集，当时来不及细看，就抢到手里，我说抢，是说我当时的心态，事实上没有人和我抢。买到手里回去翻看，惊呼，此版书的编辑者前言竟是著名的巴赫金所写。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知道巴赫金的人并不多，而且知道巴赫金在1910年就已经参与这样的事件，并写出了赞扬托尔斯泰的文章的人更没有了，大家全都认定巴赫金只喜欢“复调”的“对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极其反感“独白的”托尔斯泰。这个前言却是另一种态度。如此，这个版本在俄国恐怕也是“珍贵”密室了。

　　还有，民国初年，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便是从密室到非密室然后又到密室的。

　　“八千麻袋”里装的是清朝内阁大库所存的档案。1909年，内阁大库要修缮，这批档案被移出准备焚烧。罗振玉得知消息，请张之洞上奏罢焚，北洋政府成立后，这批文件归教育部。1921年，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大部分档案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作为造纸原料。1922年，罗振玉在市场上看见部分档案，出钱买下，雇人整理，编印《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振玉又将大部分档案，卖给清朝遗老李盛铎。李某人将其中6万件文件送给伪满皇帝溥仪，其余又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在台湾)。后者整理之后出版了《史料丛刊》和《明清史料》多种，成为“镇所之宝”之一。

　　以上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八千麻袋里的明清档案，就这样转来转去，当然不在密室，但是其中每一件档案都可能涉及一个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秘密就成为一个尘封的“密室”。

　　就连“八千麻袋”现在也已经成为“密室”了，一部分从北京到南京，又迁到台湾。另有一部分，据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者说，1927年9月罗振玉把档案卖给了日本人松崎(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67-568页)。

　　一批文件，好几种说法。这密室可真够玄妙了。

　　鲁迅在1927年12月24日写《谈所谓“大内档案”》(初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后收入《而已集》)，作为当事人，说出了许多细节，不能不让人相信：这批文物最初堆在孔庙的敬一亭，经过许多“整理”，后来移到午门。鲁迅就是被派去整理的“小部员”之一。但见午门楼上“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他们所要的东西”。可见罗振玉买来又卖出的东西，已经是工役们“长棍”搅过之后的东西了。而鲁迅亲眼目睹，在工役们“搅”过之前，各位经手的管理者更是趁机“搅”一把。凡是鲁迅这些小部员们“捡起放在桌子上的”，总长次长们“总要拿进去，说是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来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中国公众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它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和古董。”

　　图书馆呀，图书馆，真是其任也重，其路也长矣！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