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好的运气。当莎士比亚而立之年便已名满英伦风光无限时，曹雪芹却门前冷落车马稀，苦雨凄风伴孤灯。

　　他春蚕吐丝般呕心沥血地写作，《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只能停留在手稿上，进不了市场更登不了大雅之堂。他的心血结晶，除了二三位好友知己传阅外，不可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得不到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持。今天人们也许难以想象，《红楼梦》这样一部传世巨著，居然是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条件下，于废旧老皇历的册页上写成的。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潘德舆的进士这样写道：我每读《石头记》，便感动得泪下如雨。此书作者当是一个怀有“奇苦至郁”的人。我听说此人平生放浪成性，无衣无食，寄住在亲友家。屋里除一桌一凳外，别无他物。他每夜挑灯写书，没钱买纸，便将旧皇历拆开，在纸背面写作。

　　曹雪芹经年累月的心血支付，却没有分文收入，终于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地步，最后竟卧病不起，无钱医治，凄惨地死于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连埋葬的费用都是他几个好友资助的。一代文豪，竟然落得个“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的下场，面对抱恨而终的曹雪芹，连他的好友敦诚也禁不住哭奠道：“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在中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西方，“愤怒出诗人”。痛苦成就了曹雪芹，也成就了莎士比亚。这背后是东西方共有的人类精神力量支持。

　　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汉司马迁受宫刑后，“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而有所忘，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对于一个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文人来说，这种残忍之至的刑罚无异于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阉割！然而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中而不辞者”，原因就在于他所说“恨私心有所不尽，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发愤著书，就是要用生命的创造来对付命运的不公，得到精神的补偿。环境越是不幸，所能激发起作家无限的潜能。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因长期患哮喘病，不能接触屋外的空气，便足不出户地躲入近乎密闭的房间创作多卷本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他以特殊的叙事风格，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个人世界：一个失眠的夜可以花四十页来描述，一个三小时的聚会可以用掉一百九十页的篇幅。在他的世界里，时间可以做无限的铺陈，自然也可以随意压缩，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在意识流中颠倒交叠、相互渗透。他通过上千个人物的活动，冷静真实地再现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态。生命因艺术而常青，普鲁斯特不再是病人，而是他所创造的艺术王国里惟我独尊的王。

　　曹雪芹所经历的人生巨变，风刀霜剑，远甚于莎士比亚。虽然功名无望，无缘补天，但他立志将半生兴衰际遇，“抄录传奇”。他阅尽人情，遍尝世味，才能“迷”得执著，“悟”得通透。他的作品描写沧海桑田，人世风尘，更具一番雄浑开阔的视野，力透纸背的悲凉。他在《红楼梦》开篇写道：

　　……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这段看似漫不经心的文字后面，掩藏着多少人生的悲欣交集、大彻大悟？“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他不断拼命地写作，正是为了在纸上“过日子”。荣华富贵转眼成空，美好女性群芳散尽，给曹雪芹刺激太大、创痛太深。天闷要下雨，人闷要讲话。现实既不可问，曹雪芹只好一头扎进他的太虚幻境，过上了神游八荒的快活日子，谁也不能把他拉回头。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他本来可以世袭成为显赫富贵的第五代江宁织造，却在贫困落魄中成为文学大师；他毕生只想写一本书，却完成了大半部就离开人世；他留下了半部《红楼梦》，可有人毕生研究这半部书仍没有研究透。

　　二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女王居然宽容莎士比亚讽刺自己

　　曹雪芹犹如一位孤独的旅人，走在风雨飘摇的旷野，看不到任何希望与亮光。如果说对于一个没有读者群的作家，这还只是一种寂寞萧瑟、漫长无依的煎熬，而云泥之别的时代大环境，提供给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创作舞台。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