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困惑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听不到农民的叹息，看不到农民脸上的泪水？我们的作家为什么离农民那么远？为什么对他们的艰难处境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和关注？为什么那些从农村出来的艺术家和作家，不是把秦始皇那样的暴君当“英雄”歌颂，就是把企业家老板置换成“龙泉山庄”的刘老根？不是在“废都”的烂泥潭里打滚，就是要匪夷所思地“怀念狼”?不是陶醉于对“檀香刑”的残忍想象，就是满足于对由“手机”引发的无聊的故事的叙写？总之，一句话，我们的文学在哪里出了问题？

    问题复杂，说来话长。但是，倘若长话短说、击其一点也算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我的答案就是，正是“向内转”导致了文学与外部世界、与底层农民的疏离与隔绝。所谓向内转，是在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文学主张，它虽然多少也有助于人们重视文学自身的特性，但是，这个从“新批评”理论和弗洛伊德学说中提领出来的口号，更容易导致文学脱离根本。事实是，它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造成消极的后果：一是只关注作家个人的缺乏意义感的内心生活，从而导致私有形态的个人化写作、反文化写作等消极写作的泛滥；二是把技巧、形式当做“内部研究”的内容，把意义、价值、主题等因素当做“外部研究”的内容，导致文学与生活、与社会的脱离，导致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瓦解。在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关注苦难与拯救，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境况，通常被当做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于是，文学顺理成章地被界定为“纯文学”,被时髦化为一种高深莫测的“先锋”游戏。

    文学向外转，意味着把文学还原为与外部世界密切相关的及物性和关联性的精神活动，意味着把文学当做为他者而存在的精神现象。作家写作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在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看来，简直就是作家的神圣“原则”:“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事实上，这个“原则”乃是被几乎所有俄罗斯作家认可的文学信念。不仅如此，对俄罗斯作家来讲，文学就是邪恶、不义、欺诈和奴役的敌人，作家就是底层人和穷人的代言人和辩护人。俄罗斯作家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一往情深，甘于同他们一起受苦，甚至把他们的苦难当做自己的罪孽。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在《解读俄罗斯》一书中自豪地说：俄罗斯文学不仅是俄罗斯人民的“财富”,而且也是一种“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在俄罗斯人民所处的沉重环境中帮助了他们”;“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人民的良心”;“小人物价值的主题后来变成了俄罗斯文学稳固的道德基础。默默无闻的、其权力必须扞卫的小人物成为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其他许多20世纪作家创作里的中心人物之一”.是的，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充满由衷的同情、关怀、热爱甚至敬意，永远是伟大的作家的基本态度，是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健康和成熟的基本标志。

    相比之下，我们时代的文学，就缺乏这种对文学来讲至关重要的情怀。我们现在尤其需要我们的作家从自我的“黑暗心灵”中走出来，从廉价、浅薄的自哀自恋中走出来，走进外面的世界，走进那些需要抚慰和扶助的农民，走进那些需要同情和关爱的底层人。只有完成这样一个“向外转”的过程，我们的文学才有可能打动人们的心灵，赢得人们的尊重，从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早在20世纪30年代，着名批评家常风先生就曾批评过那种局限于作家自己的“经验”的文学问题：“一个作家应先求脱出自己的那个狭小的笼--这在一般人简直是个涸泉，能从这里面找得生命的，能在追索自己心灵的幽隐深邃的实在太少。他应该到广大的世界里去求一个比较个人更重大的存在，这对于他将永远是一条大路。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的作家，曾经烜赫一时的，现在写不出东西都变做默默无闻了，或是即使有作品而为读者冷漠的接待，这也未尝不是因为过于重视自己的缘故。”为什么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们的文学依然没有脱出“那个狭小的笼”?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学才能完成这个“向外转”的过程？才能像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那样成为中国人民的“良心”?才能让自己时代的文学成为在“沉重环境中帮助”中国人民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