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文物大省，所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大都呈现浓郁的地域特色，在许多方面其他省区罕能与之相比。其中，历史价值最高，在世界文化史上闪异彩的，当首推秦汉简牍。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字是书写在绢帛和简牍上的。绢帛因贵重，且不宜零散割裂，故普遍而大量使用的汉字载体是竹木简牍。由于早期纸张质地粗糙不便书写，而且产量也小，所以，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牍仍为主要书写材料。实际上，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完全被纸所取代。

　　所谓"简",指用竹或木切削而成的具一定长、宽、厚度用以写字的薄片。一般是每简写一行，偶有两行者；字数则因简的长度及字形大小而异，少者数字，多则数十字乃至百余字。若干简编联起来即成"册"（也写作"策"）。唐代学者孔颖达疏《左传》时说："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甲、金文中之"册"字为象形字，正是将放多简用细绳编联后卷起的样子；"典"字为双手捧册状，表示对书册的敬重。通常一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存放时以末简为轴，字朝里卷起来。这是我国书籍的最早形态。所谓"牍",实即长方形的薄木板。未书字者曰版，书字者曰牍，又名为"方".《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也就是说，当书写内容较少，不超过百字，不须联简成册时，即可写在牍上。此外，还有觚、签、封、检、符传等多种形制。

　　甘肃东部战国时乃秦国腹地，西部在两汉一直为边防要地。境内长城绵亘，烽燧相望。甘肃又是丝绸之路的中心段落，长时期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主通道貌岸然作用。因此，在唐代以前，甘肃地区不仅军政公文往来频繁，民间的经济、文化也相当繁荣，乃至《资治通鉴》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说。这是甘肃拥有大量古代简牍的历史背景。甘肃气候干燥。降雨量小而日照长，又多沙石地层，故埋于遗址或墓葬中的木质品，虽年代久远而不朽腐。这是甘肃大量古代简牍得以保存至今的环境条件。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甘肃共有约65000枚简牍面世，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总量的六分之五。它们大都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时代跨度自战国至西夏，内容有日书，诏书法令类，屯戌制度类，官使任免、军纪、赏罚类，日常公文类，名籍、饯粮，器物簿类，诉讼爰书类和杂记类等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简牍的发现，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涌现出一批专业学才，形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甘肃省也因此而享有"简牍之乡"的美誉。

　　甘肃简牍不仅数量巨，跨时长，而且材质繁杂，形制多样，使我们对古代简牍风貌，能有较全面的认识。甘肃简杞就地取材，以木质为主，有松、云杉、红柳、水柳、白杨、胡杨等。关于简札规格，文献记载说一般有三种长度：汉尺二尺四、一尺二、八雨。而甘肃所出简册则尺寸不一，远非上述三种长度所能包容。以今制言之，最长者达56.5厘米，最短者不足4厘米（编册题签），以22.5至23.5厘米者为多（约合汉1尺）。宽度则在0.7至2.6厘米间。木牍形制更不统一，虽大致均为长方形，但长宽之比差距很大，有的甚至呈楔形，显系任意制作，无定则可循。从文字书写角度说，字体涵盖了真草隶篆各种汉字形体，而以端庄俊秀的隶书和简洁流畅的章草居多。观赏者从中可充分领略我国各种书体形成过程中呈现出的千姿百态。甘肃简牍不仅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中国古文字学和书法史领域中难得的实物依据。限于篇幅，下面介绍两种简牍。

　　一、经籍写本《仪礼》简

　　出土于武三城南约30华里处的新华乡汉墓群6号墓。这是一座夫妇合葬的小型单室土洞墓，下限当在新莽时期。木简顺置于男棺盖前端，分木质和竹质两种，共469枚，编为三册（今以甲、乙、丙分称之）。简长约56厘米，相当汉制二尺四寸，这正是古籍记载当时抄写儒家经典的标准简长。宽度约在0.5至0.9厘米间。制作精细，正面打磨光滑。甲、乙本四道编纶，丙本五道。从编痕书写空越的情况可知，乃先编后写。每简正面书字一行，甲本每简容60字左右，乙本每简百余字，丙本为竹简，每简20至60余字不等。这组简牍的甲、乙、丙三种版本，具体内容是：甲本为现存世《仪礼》17篇中的7篇，即"士相见之礼"、"服传"、"特性"、"少牢"、"有司"、"燕礼"、"泰射",并有经、记、传，共有简398枚；乙本仅存"服传"1篇，并有经、记、传，共有简36枚；丙本仅存"丧服"1篇，并有经、记，无传，共有简34枚。可见，此非《仪礼》全本，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习诵的传抄本。

　　《仪礼》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详细记述周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礼仪和准则，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制度、习俗和道德规范，为贵族子弟们人仕前的必修教科书。西汉礼学属今文经学体系，那时《仪礼》称作《士礼》，是由鲁国着名学者高堂生传授下来的。据《汉书·艺文志》载，到西汉中、后期，礼学分化为戴德、戴胜、庆普三家，三家皆立于学官。东汉时经学的今、古文学派斗争十分激烈，至玄方择取今、古文之长，融两大学派于一体。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清代刊本《直三经注疏》中的《仪礼》，就是郑玄的注本，它兼容今、古文，已非西汉立于学官的三

　　家所传《士礼》之原貌。这份简册《仪礼》，所陈梦家先生考证，系未糅合今、古文之前的、西汉后期立于学官的今文经本，即高堂生嫡传后仓氏本。这是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手写经籍，在版本校勘、经学史演变及古文字形体研究等方面，均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仪礼》简册由许多书手抄写，在书写水平与走笔风格上各有千秋，其中自有不少简率之作；但总体上说，书写得很认真，结构规范，字态端正，不乏古代书法珍品。文字形体已完全摆脱篆体框架，笔姿扁匀，蚕头燕尾逆入平出，已具成熟隶体的雍容气派。

　　二、简牍医着《治百病方》

　　本简78枚，长23至23.4厘米，宽一种0.5厘米，一种约1厘米。每简容35至37字，三道编纶，先编后写。木牍14枚，长22.7至23.9厘米，宽1.1至4厘米，无编痕，多两面书写，每面容字2至6行不等，行字最多者33字左右。大部分保存完好。编简尾题"右治百病方"五字。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中医基本领域，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疑难病症等诸多方面。收录各类方剂30多个，使用药物上百种。对病名、症状、应服药物组合、用量，药物炮制、剂型、服用方法以及针灸穴位、针刺深度、留针时间乃至生活禁忌等，都作了详细说明。

　　这批简牍1972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年墓中，墓主为一老年男子，棺前立木质鸠枚一支。简牍装在一麻质囊袋中，置于墓主头顶。估计墓主为一老医师，随葬医籍是他长期医疗实践的总结及心得，还有所收集的的验方。这份简牍《治百病方》，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古老的中医资料，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医学水平。表明当时的临庆治疗，不仅已确立了"辩证施治"原则，而且已形成了较严整的科学体系。1975年，该简牍以《武威汉代医简》书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