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诏书用令五十条

　　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都会对当时墙上大量标语之类的宣传品有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仍可以在一些地方看到一些宣传口号、墙报或公告栏。时代不同了，其内容也不同了。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写在墙上的东西。如果说这种东西可以上溯两千多年前，并且有实物可以证明，只怕许多人都会对它产生怀疑。两千年前，就会有这类墙上标语，并且能保存到现在，可能吗？但是，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并且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保存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国宝级文物--"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俗称之为"墙皮题记".

　　该题记1992年出土于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倒塌的房屋之中，出土时断为两大段，字面反扣于下，经过专家的耐心仔细整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块长235厘米、苋45.7厘米的墙皮。它首先在墙皮上涂抹一层白灰，然后再用黑墨画出边框，用朱砂绘以界栏，最后用毛笔写成。现存文字（隶书）101行。"太皇太后"和"制曰可"均抬头顶格，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颁布该诏令的起因，以太皇太后诏书的形式出现；第二部分为诏令内容，共有五十条，现存49条，每一条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诏令本条，下部为对诏令的具体解释；第三部分为诏令下行后有关人员颁布和推行诏令的记录，反映诏令的传行经过，表现了汉代诏书向全国颁布的方式。

　　大致内容是：元始五年（公元5年），太皇太后有感于风雨不时，阴阳不调，要求百官举止动作务顺时令。而当时掌实权的是太皇太后的侄子王莽，受熟悉《礼记》刘歆的影响，于是就从《礼记》的"月令"篇中抽取其精华，成五十条"月令".包括春夏之时不得砍伐树木、打猎、捕鱼，不能捣鸟巢、取鸟蛋等等。因为此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冬天不得修城郭，不得动土三尺以下。因为冬天是万物藏闭之时，不可触发地气。其内容虽然是纯粹从文献中摘引出来的，但是有一些内容却同今天我们大力提倡环保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孟春月令的"禁止伐木",其解释为"谓小大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伐其当伐者".当然它不如文献全面，对突然死亡者所需棺木，则不合家欢时令限制。

　　由于题记的具体内容是根据当时的文献来的，所以对古文献的研究大有帮助，如它的五二条，同《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都有相似之处。经过对之比较，不仅可以纠正文献的错误，而且也可以探讨它同三书的关系。"月令"同《淮南子》的区别最大，从中可见《淮南子》在汇集《礼记》"月令",当本于《吕氏春秋》，《礼记》之"月令"篇是经刘歆之手，采用当时流行的"月令"版本而成。所以它既有别于《吕氏春秋》，又有别于《礼记》，实际上，应该说《礼记》更接近"月令".

　　由于该墙皮题记保存比较完整，详细地记录了"月令"的起草和颁行过程，对于研究汉代的各种典章制度很有帮助。最后，记录了诏书传到敦煌，再由敦煌太守下发的时间，这就为我们探讨汉代时诏书传达所需的时间提供了确切的证据。据其内容，诏书由颁布行到由敦煌太守接到一发历时67天。

　　二、两千年前的私人书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以边塞紧急的军情衬托出家信的重要与珍贵。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为汉代的上乘之作，为后人称道。而汉简之中，也有许多是属于私人书信的简牍，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汉代的书信格式，变可以看出边塞生活之艰苦。不过，由于是写在木简上的书信多因木简的不完整（残缺）和字迹残泐而不甚全面，不能窥其全貌而成憾事。而在1991年出土在悬泉置遗址中的帛书，却因其保存完整而成为难得之珍品。

　　该帛书，长34.5厘米、宽11厘米。出土时对折而成为小方块。如果不是将倒出去的土用筛子过一遍，只怕还发现不了它。因为，严格说来它是在1991年夏天用筛子筛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考古这一工作是需要多么的认真，一不小心，将会与珍品失之交臂。

　　这封书信是用毛笔写在素帛上的，先横二折，再纵三折，折叠时字迹反印明显。实有文字10行，多者44字，少者6字。除最后一行外，均用工整隶书写就，后一行则为草隶。内容是元给子方的一封私人书信。汉简中的人名有许多都是省去姓氏的，仅有名字，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元（人名）在信中主要有三件事需烦求子方：一是元在敦煌从军，不能随便擅离职守，敦煌当地又不产当时一种叫做"沓"的鞋子，希望子方代为购买；二是元代吕安求子方刻一方七寸御史印，印文为"吕安之印";三是，元又嘱子方"郭营尉"寄给的200元钱，是想买一把"善鸡"（打得响）的鞭。当然这些东西，又都要想办法给元带回来。由其内容和出土时折叠情况来看，可能是私人夹带的书信，不慎丢失在了悬泉置，并没有真正地传送到收信人手中。通观帛书，并没有多少华丽的词藻，用词朴实，言简意赅，充分地表现了汉代社会一般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是研究书信史和汉代社会生活的绝佳原始史料。

　　三、传车亶舆簿

　　1991年在兰州召开的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正在发掘中的悬泉置遗址蜚声海内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简牍。当然，能准确地确定一个汉代丝绸之路通道上的驿站，也不能不说是一大发现。悬泉置遗址的发现与确定，为探讨丝路走向和邮驿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悬泉置遗址，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驿站，简言之是当时为过往人员提供各种服务的接待站。主要任务是为过往人员提供住宿、饮食和车马等项服务。此外，还负责东西方邮书的传递。为此悬泉置就必须配备一定数目的车辆和马匹。而"阳朔三年传车亶舆簿"就反映了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悬泉置车辆的配备情况。因为悬泉置的规模在不同时期有一定的变化，仅就马匹而言，有时定额是36匹、38匹，有时是40匹，有时是42匹。车辆的多少也是如此。该册书则代表了阳朔三年这一时期的情况。该册书由10枚简组成，简牍有一些残断，但基本面貌仍存。前9枚简汉代称为"札",后一枚当时称"两行".长度在汉代一尺（约今23.1厘米）左右。从其记录来看，当时悬泉置共有传车6辆，亶舆3辆。其中一辆传车在敦煌，两辆破损严重，已经无法使用。从对车辆使用与完残、新旧情况的详细记录，我们也可以看出汉代管理制度的严格。如其中的第5辆车，车厢完好，车轮严重扭曲，破损严重，车辐有四条断了，已经无法使用。可见当时的记录是多么的细致。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