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

　　一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画荷花的佼佼者，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描绘人物及仕女画的一代宗师。

　　张大千的人物及仕女画，之所以华丽高雅、雅俗共赏、耐人咀嚼，这固然与其在平时生活中细心观察并精心刻画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在年轻时他受恩师启发，中年时远涉戈壁荒滩三载，临摹敦煌壁画，汲取古人绘画精髓，"借古开今",方才使其人物、仕女画达到了惟妙惟肖的高层次境界，并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占据了重要而突出的位置。

　　可以说，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人生艺术中最具风采和最为激越的重要篇章，对其人物、仕女绘画艺术的创新升华和独树一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张大千先生敦煌之行的起因、过程、工作以及其中的曲折和艰辛，却为世人所鲜知。

　　出行敦煌

　　张大千早期绘画，师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艺术前辈，从他们那里初晓敦煌艺术，得知那儿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宋人物画像，并告诉他有机会一定要到那儿拓宽眼界，见识一番。

　　抗战初期，30多岁的张大千迁居苏州网师园，与着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为邻，结为忘年交。叶多次对张讲起敦煌，认为一个治学搞艺术的人，必须深刻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而其源头就在黄河两岸。到大西北去走走看看，不仅会使胸襟和眼界开阔，而且艺术发展也会大有长进。他曾面色凝重地对张大千说："从明朝至清朝，中国的人物画在衰退。人物画的鼎盛期是在唐朝，宋朝有李龙眠，元朝有赵子昂，明朝有唐寅、仇十洲等人，明末还出了一个陈老莲，而到清朝就后继乏人了。只要你有抱负到敦煌静下心来，用毅力和刻苦多汲取探究古代艺术家的绘画布局、色彩、技法，我相信你的才艺必无可限量，终有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张大千闻后，深受鞭策。应当说，曾、李、叶这三位艺术前辈的谆淳教诲，对张大千下定决心去敦煌临摹、传承壁画艺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1941年元月，国民党元老、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早年与张大千结下书画缘，情同手足）对张大千敦煌之行十分关心，命其老部下国民党第八战区东陆总指挥鲁大昌将军、兰州市长蔡孟坚，对此给予支持与帮助。同年2月初，张大千一行从成都飞到兰州。自进入兰州永登县，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沿途常有土匪强盗出没。再往西行，进入沙漠地带，只能骑马或骑骆驼，风餐露宿，行程十分危险，生活异常艰苦。到了永登县，"由鲁大昌先生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并派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张大千《我与敦煌》）

　　当车马劳顿、满脸疲惫、胡子邋遢、身穿驼毛大袍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旅长面前时，马旅长不禁乐了，当众戏称，张大千就像他老家合州东乡卖鸡蛋的老农。瞅着马步青傲慢无理的神态，张大千强压心中不悦，一声不吭地随即取出笔墨纸张，在地上当即写诗一首："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作东乡卖蛋人。"马接过一看，立刻肃然起敬，惭愧地向张大千拱手道歉，希望海涵。沿途尽管有小股土匪骚扰，但在马家军的尽力帮助保护下，张大千一行顺利到达敦煌。

　　面壁摹画

　　敦煌石窟，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它实际上是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以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的石窟等。其中，莫高窟为敦煌的艺术中心，开凿于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国、宋、西夏、元各朝代，拥有一千多窟龛，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集壁画、雕塑、建筑等为一体的恢宏的艺术宝窟。敦煌壁画艺术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窟中壁画，从天花板一直延伸至墙角，从北魏一直到元朝，各代画法嬗变清晰可辨，人物绘制工笔精细、色彩艳丽，代表了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顶峰。

　　进入敦煌莫高窟，张大千被呈现在眼前美轮美奂、绮丽璀璨的壁画艺术惊呆了，他不禁深深地感叹道："古人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先辈们在这人类难以生存的大漠荒滩，修建了如此宏伟壮观的建筑，创造出如此规模浩瀚的壁画艺术瑰宝以及佛教雕塑艺术，真是世界奇迹！"他暗下决心，要在此大干一场，传承中华绘画之精髓，以谢上苍，不虚此行。

　　艰苦卓绝的临摹工作开始了。为避免损坏这些壁画表面，首先，由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由张大千勾描。然后，将勾描好的图案拓展到画布上，再对着壁画看一笔画一笔。整个操作程序异常繁琐，工作量非常大。特别是临摹巨大壁画的上部时，须一手提马灯，一手拿画笔，爬在梯子上，仰头仔细看一点，然后认真画一点，不能有片刻的懈怠和马虎。他一天上下爬无数次梯子，累得两眼昏花，两腿发抖，腰酸背痛；临摹到底部时，还得趴在地上勾线着色。尤其是冬天，石窟内不得生火取暖，趴俯在地上工作不到一个时辰，不仅脖子和手臂累得抬不起来，而且手脚冰麻，身板僵直，苦不堪言。张大千的学生刘力回忆道："每日清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泛。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子上、或趴俯在地，因地制宜。惟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我师工作，较我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询足为我辈风范。"（刘力《敦煌随记》）

　　极为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对已过不惑之年的张大千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与大家同甘共苦，无怨无悔。潇洒乐观的张大千挺会苦中作乐，他是戏迷，酷爱京剧，他带了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孟小冬等不少京剧名角的唱片。他常把留声机搬到洞内，放唱片给大家听，以缓解疲乏，增添乐趣。戈壁荒漠缺少蔬菜，整天羊肉、牛肉吃得大家都腻了，不仅上火，而且便秘。为给大家的盘中增添"绿色食品",张大千空闲时常去散步，搜寻野菜、野蘑菇。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被他找到了一种能食用的野蘑菇，味道极佳，给单调乏味的食谱增加了一道"美味佳肴".

　　蒙受冤屈

　　张大千在敦煌，不仅临摹壁画，而且为保护、研究、利用敦煌石窟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大千到敦煌后，深感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艺术宝窟，因缺乏保护已导致大量艺术瑰宝被盗、流失，且因缺少维护，大量壁画已被风沙雨雪侵蚀、脱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保护与修缮的话，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一旦。于是，张大千在敦煌石窟，一方面与弟子认真细致地临摹壁画，一方面又抽空调查研究，搜集整理各类洞窟的原貌状况、缺损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第一手材料。1942年6月初，张大千趁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佑任来敦煌视察之际，向于右任建议，政府应及早建立敦煌艺术专门管理机构，并就保护、修缮、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此举得到于佑任的大力赞赏和肯定。在于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下，1943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驻地，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全权负责敦煌石窟的管理、保护和研究等工作，并委派教育部着名教育家常书鸿担任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到位后，就如何管理、修缮、研究敦煌艺术等诸多问题，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并达成了共识。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将三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资料和设想，全都送给了常所长，为该所后来对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