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县元墓群现出土的墓志11合，其中元代10，明代1。另有族谱所载《麟公墓志》及《椿公墓志》，皆明代。10篇元代墓志铭，最早的是汪惟孝墓志铭，写于大德元年（1297年），与汪忠臣碑同时期。最晚的是汪舜昌墓志铭，写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10篇墓志铭中只有最早的汪惟孝墓志铭中提到了其先祖：“其先世掌汪骨族”，与汪德臣碑相同，但未点明原来姓什么。至于明代的三篇墓志铭，（汪钊、汪麟、汪椿）则完全与族谱所记相一致，记述其先祖源流及“荣耀”历史甚详。

　　仔细梳理上述碑文（包括神道碑及墓志铭）的异同及其规律，结合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情势分析，就可以基本窥知此中隐含的秘密。问题不在明代碑文，它们对先世的记述是清楚明朗的。而元代碑文却出现了诸如互相抵牾，前是后非，遮遮掩掩，闪烁其辞，“欲说还休”等有趣现象。是碑文作者文字表达能力差吗？绝非。他们都是当时一流文人。是他们的子孙糊涂不清吗？也不是。笔者以为，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也许还有其他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元代的民族岐视政策。元朝统一全国之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将国民分成四个等级，严格区别对待的特殊民族政策，使处于第三、四等级的“汉人”和“南人”（特别是“南人”）受到了格外的屈辱和压迫，而处于第一等的蒙古人却占尽了便宜，出尽了风头，第二等级的色目人（包括北方各少数民族及早先归附并建立了功勋的少数汉人）也有不少特权。汪世显降蒙之前，先与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联系欲归顺宋朝，合力抗蒙，正是出于他本着对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否则，汪古人本已统一于蒙古，作为汪古人的汪世显早应投诚蒙古，何必先考虑南投于宋？因丞相郑清之与赵彦呐不和，拒绝了赵的建议，也拒绝了汪世显的投诚，才逼使汪世显在金国已灭亡两年，巩昌成一座孤城之时不得已降了蒙。他死后立碑之时，民族等级制度还未制定出来，所以子侄们还能写明系出徽州歙郡，承认汉人身份。稍后的汪德臣碑便不再这样写，而叙明了“宋末金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先祖曾掌管着汪古族的事，但并未说自己是汪古族人。30年后又为汪忠臣立碑，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先世的姬姓变成了王姓，彻底脱掉了与汉族汪氏的干系。管理汪古族的历史也压缩到汪世显之父一辈，与汪德臣碑及汪惟孝墓志的说法不同。难道是后者都错了？何况，既是王彦忠才掌管了汪古族，又如何谓“世掌”？掌，是掌管、管理，还是出身？笔者以为，此碑文亦不足以论定汪氏族属。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汪世显传》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说其“系出旺古族”（旺古与汪骨、汪古都是一个族名的不同译写）了。这种一步一步的变化的轨迹就是由汉族到汪古，这是时代和政治的需要，权利和地位的需要，身家性命的需要，也是元代严厉的等级制度和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比如在我们在上个世纪实行极左政策之时，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对于其一生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假如某一地主出身的人的履历被改为贫农，那人还不万分庆幸、感恩戴德！于是，自汪惟孝的墓志铭写了“其先世掌汪骨族”的话之后，以后的墓志铭一律不再提先祖的事，祖宗荣耀只从汪世显开始说起。原因十分清楚，原先的汉族血统不但不光彩，反而会招致不祥；掌管过汪古族的事也没有多大意义，本来就是汪古族出身了，还套什么近乎。如果自己真的是汪古族人，为什么要隐晦不说呢？至于汪惟正碑的最后铭文中又出现了“粤稽汪氏，合古有言”的忏语式的话，也许是当时主持立碑者（如汪寿昌就是很有学问的人）内心深处不忘祖先之情不由自主的流露。此时，元朝已进入后期，弊端日深，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已露衰败之象。到了明代，汉人当权，汪氏子孙们便堂而皇之的重修家谱，立碑写志，充分宣扬其先世的源流与荣耀，没有任何顾虑了。

　　对于汪古族，再补充几句。据邱树森先生的《元朝史话》，汪古部属于在蒙古人之前就活动在蒙古高原的鞑靼人，“在阴山以北驻牧的阴山鞑靼就是后来的汪古部”。他们后来替金朝政权守护长城，“汪古”就是蒙语“守护”的意思。在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的战争中，汪古部于1204年主动归附了成吉思汗，实际上成了蒙古的一支。而《文物》杂志1982年第二期在报道漳县元墓群的文章中也说，“旺古族是元代蒙古族的一个支派”。从大蒙古族的概念出发，称汪古人是蒙古人的一支，也不算大错。不过，在元代划分等级时，却又被划为色目人一等。至于“盐川之一隅汪古族”，是哪一支派的汪古族人，何时迁至“盐川之一隅”活动，他们的风俗习惯（如墓葬方式、姓名是否与汉人相同、是否也有王、赵、杨等姓）如何，都尚未发现原始的文字记载。不知《汪世显传》的作者对他所说的“系出旺古族”的有关情况了解多少。虽是正史上的说法，但还有待探讨。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