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墓群的墓葬结构显现着汉族文化传统。

　　漳县汪家坟元墓群埋葬着汪世显以下十四代人，元代及明代一部分汪氏重要人物均葬于此。所有墓葬均按辈份排列，井然有序。墓室结构也基本上是汉族墓葬规制，砌墓的部分雕砖及木制、陶制器物上的图案为汉人传统文化中的道教、佛教、以及反映儒家观念的如“二十四孝”图等。陪葬物品也属汉族墓葬中常见的生活用品等。从墓葬的文化内涵上看不出有什么游牧民族的特点。

　　（四）、对几则史料的理解和推论。

　　一、正如汪楷先生指出的“从几部史书的行文看，凡涉及汪氏族别，文字表述或犹豫不决，或前后牴牾”，并举例说《元史》中的“系出”二字既显得多余，又反映了编者的举棋难定，《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汪古族时，说“巩昌另有一支汪氏”，用“汪氏”二字而不用“汪古族”三字，反映了编者不敢肯定巩昌汪氏是不是汪古族。最重要的是他举出的第三条史料证据，即《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屠寄的一段议论：“汪氏以后服见义新朝，独保军权，与国始终，安乎东诸侯，然其帅府亦尝再罢。元朝之视汉功臣，至于蒙兀色目异耳。”这里，明明白白地说汪氏是“汉功臣”，而且在元朝统治者心目中总是与蒙古人、色目人有区别。

　　二、《蒙兀儿史记·汪惟正传》中提到一件事：“中统间，朝庭惩李璮之叛，以汉军万户总管兼领军民，权位太重所致，一时尽夺史严二张诸家兵柄，子弟改充民官，而巩昌汪氏以边远隶宗藩，开府如故”。李璮是金末山东农民起义“红袄军”领袖李全之子。李全以所占山东之地降蒙，一直握有兵权，官至山东淮南行省长官。李璮袭父职，掌兵符三十余年，当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之时，李璮乘机在山东发动叛乱，但不久便被平息。事变之后，元朝以此为鉴，逐次削夺了当时重兵在握的张柔父子、张荣、严实、史天倪等汉族将帅的兵权，让他们改任民政官员，当时汪氏父子多任总帅、元帅、管军万户等显要军职，自然也在削夺之列，但元世祖念及汪氏在对阿里不哥的战争中坚定地站在自己一方，功绩卓著，又在秦陇巴蜀地区根基深固，不易轻动，便以“边远隶宗藩”为由，没有触动他们，使其仍“开府如故”。记述这件事的前提就是承认汪氏是汉人，是汉人中如张、严、史等同样掌握兵权的人。从行文语气和逻辑上都是毫无疑问的。

　　三、据《元史·世祖本纪》及《蒙兀儿史记·汪惟正传》，至元二十六年（1287年），朝庭下令收缴全国汉人所藏兵器。当时的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淮和上疏说：“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帝曰：汝家不与他汉人比，弓矢不禁汝也，任汝执之。”这一段话无论从语言上、逻辑上、情理上都证明汪惟和自己及元世祖都是把他们当汉人看的。之所以有这一段君臣对答，前提就是汪氏是汉族人。假如他们是汪古族人，却向皇帝作这样的表态，这不是明摆着与朝庭调侃，和皇帝开玩笑吗？皇帝能不仅不生气，反而温言抚慰说：“你们不能与其他汉人比，兵器任由你们执掌”吗？

　　另外，韩儒林教授在论及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人物排序时，认为该书所传四十七人中，前四卷中十二人为蒙古人或色目人，后面的包括汪世显在内的人物均为汉人。

　　最后还要提到两点。一是广州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陈广恩等人专门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史，他们把汪世显家族作为在民族大融合进程中由汉人向少数民族融合（因元亡而中止）的一例于2001年专程到漳县搜集资料。二是陇右汪氏与江南汪氏一直相互认作同宗。据现 居台湾的汪锟老先生回忆，民国十八年，漳县汪家坟两座墓葬被盗。当时漳、陇同族人多次到他们家集会，告到漳县县政府和陇西地方法院，但无人过问，最后大家商量直接向汪精卫写信，要他替同族人说句话，严令地方查办。但汪精卫却打官腔，说他政务繁忙，顾不上管这类小事，还是由地方政府管吧。对此，族人非常气愤，汪老先生更是一直耿耿于怀，在回忆了此事后说：“如此无情，怪不得要当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