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简牍，承载了保存中国历史文化的重任。
近代以来，甘肃、新疆发现大量汉代简牍。
简牍的使用年代在古书里很早就有记载。《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就是简牍用两道编绳联起来的形式，而“典”则是双手奉册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17世纪。如果这个记载不误，那么早在公元前17世纪，竹木简牍就已作为文字的载体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上世纪初在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中，除了木简外，还有大量纸文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说明纸张和木简正处在相互交替的过程之中，后者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2000多年间，是简牍时代。2000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继承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当然，甲骨、缣帛、金、石、玉、砖、瓦、陶、玺印、封泥、钱币等等，也都附着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们一般都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只有简牍，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传递便捷、保存长久等特点，因而成为华夏民族找到的最适合的书写材料。
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形态，而文字的载体则各民族各地区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华夏族选择了竹木简牍，它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西北简牍发现的第一阶段
在前一阶段，开始是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外国考察家、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对大量千年古迹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最早的楼兰、尼雅魏晋文书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后来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已经觉醒的情况下，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1935年历时八年进行了科学考察，着名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
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斯坦因将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阗考》一书之后。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120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他将这批出土文献委托德国人卡尔。希姆莱进行研究，希姆莱去世后，又转交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这批文献。斯文赫定自己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也记述了楼兰简的发现发掘过程。
1906年4月27日到1909年1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他在新疆重新发掘了拉瓦克窣堵波、尼雅、米兰和楼兰遗址，并于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掘获了大量汉简，经沙畹整理释读后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708枚汉简的释文和图版。2004年7月，英国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联合召开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汉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所获敦煌汉简未曾刊布的2300余枚，可见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掘获的汉简总数在3000余枚。
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后，从1914年5月起，经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线汉塞烽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这次掘获的166枚汉简先交沙畹考释，沙畹逝世后，又转交其高足马伯乐继续工作。其时，中国学者张凤在法国受业于马伯乐，回国时带回了马伯乐存放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获简牍照片和出土编号。1931年，张氏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其中将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所获简影汇为一编，并对第三次发现的简文作了考释，让国人提前20多年看到了这批简牍的全部内容。而马伯乐的着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迟至1953年才在其妻子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伦敦出版。
居延汉简的发现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成果。它同此前几批汉晋简牍的发现有着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首先，它不同于清末民初那种外国探险家利用中国政府的昏庸愚昧而随意胡挖滥掘的盗掘行为，而是由章程和协议规范约束的科学考察；其次，考察团团长由中瑞双方共同出任，考察团成员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再次，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筹措，考察成果由双方发表。尤其重要的是所获文物必须留在中国，不许带出国境。考察团的考古学家有瑞典的贝格曼和中国的黄文弼。黄文弼先生曾在楼兰土垠遗址发现汉简72枚，而贝格曼则在居延地区掘得汉简10200多枚，这就是着名的居延汉简，是有史以来出土数量最多且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发现。两汉的居延地区隶属河西四郡的张掖郡。两汉政府不仅在此先后设置了居延县、张掖居延属国，还修筑障塞烽隧，设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屯兵驻守。这10000多枚汉简就是当时管理和驻守此地的军政系统留下的历史档案。
建国后西北简牍的发现与发掘
1949年以后，陕西、青海、新疆等地都有陆续发现，但较为重大的发现大都集中在甘肃，下面分地区叙述之：
武威汉简
武威汉简武威简主要包括《仪礼》简、王杖简和医药简。《仪礼》简是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发现的。整理者根据内容和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本378简，有《士相见》、《服传》、《特牲馈食》、《少牢馈食》、《有司彻》、《燕礼》、《大射》七篇，除《士相见》一篇完整外，其余六篇均有缺失。乙种本只有《服传》一篇，37简，同甲种《服传》内容相同，只是简形短小狭窄，字小而密。丙种本34简，《丧服》经一篇。根据陈梦家先生研究，武威简本《仪礼》既不是今文的两戴本，也不是刘向的古文本，而很可能是庆氏礼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研究《仪礼》的版本、流变、思想内容和文字训诂具有重要意义。王杖十简也是1959年在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1981年又在该地发现《王杖诏令册》26枚。二者互为补充，记录了两汉时期尊礼高年、优抚老人的诏令和案例，是研究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关系的重要资料。武威医药简，1972年出土于旱滩坡东汉墓。共92简，包括30多个医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总共用药100多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者69种，见于《名医别录》者11种，两书未经记载者20多种，是我国医学的重要遗产。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