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在天府广场东御街口出土了两块汉代石碑。这两块石碑分别刻有800多字和1400多字，远远超过以往国内所发掘的汉代石碑雕刻的字数，填补了汉代极为匮乏的文献资料空白。两块汉碑对于成都的文化史、教育史、水文史，乃至古文字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我国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昨日记者获悉，经过一年多解读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勋燎在专业期刊《南方民族考古》发表的论文《成都东御街出土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遗存考--从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到锦江书院发展史简论》中提出，这两块汉碑是时人为纪念李君、裴君两位前任成都太守振兴学校教育而刻立的德政碑，他判定二碑当是汉代“文翁学堂”遗迹，其出土地点应为汉代至宋理宗端平三年期间蜀郡郡学、益州州学遗址所在地，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据悉，这一研究成果首次确定了文翁石室遗址的具体位置。
11日，81岁高龄的张勋燎教授专程为记者解读了这两块汉碑背后的故事。他指出，文翁在成都兴学，开创了我国地方政府办学新模式，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肯定。汉武帝将之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使中断了的学校教育得以继续发展，并创建新的模式，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都崇文重教的传统也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汉碑填补汉代匮乏的文献资料
2010年11月，在东御街老百货大楼门前人防工程工地中央出土了两块汉代石碑，其中一块开篇刻着“巍巍大汉”.昨日记者前往成都考古文物研究所，打探这两通汉碑。记者在现场看到，躺在大棚里的两通汉碑被专业文物包装薄膜覆盖，一大一小，呈长方形。大的一块石碑高2.61米、长1.24米；小的一块石碑高2.37米、长1.1米，两块石碑厚度均达40-50厘米，每块石碑均为4吨左右重。环顾一周，屋檐形状的两个碑帽，以及一个中间凿洞的四方形碑座被放在一旁，原来，石碑、碑帽、碑座拼接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一套”.现场考古专家告诉记者，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两碑竖放在汉代地层之下的生土沙石层，因此两碑的埋藏应在汉代立碑后不久。如今，它们已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较大的一块是《裴君碑》，其碑阳及碑阴（即正反两面）共1400多字。除碑阳铭文外，《裴君碑》碑阴还刻有联袂捐碑的人名，共104个名字。
“巍巍大汉，佁皇承度，昌光耀轸，享伊余赏……”张勋燎教授取出汉碑的影印图片，为记者饶有兴致地解读起碑文来。他说，相比于以往汉碑考古发现，这两块碑保存完好、文字丰富，其发现地点也更显重要。除了提供有关成都的政治史信息外，两块汉碑还特别与教育、学校等有着密切关系。张勋燎在论文《成都东御街出土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遗存考》中提出，碑文中透露：东汉顺帝初年，在成都学校教育和学术文化由兴盛走向衰落，亟待加以振兴的严峻形势下，碑主在成都做太守任内大力振兴学校教育，培养选拔人才，恢复和发展儒学文化，改变落后面貌，取得值得称道的显着成绩。在两位成都太守离任之际，成都学堂的师生和部分官员，为表彰他们对本地学校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分别立下这两通德政纪功碑。他说，碑阴题名排序，学校教师、学官、经师居于特别突出地位，说明在整个建碑工作中，学校师生和主管学校教育的学官是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
巍巍大汉碑锁定文翁学堂遗址位置
“两块碑的设立地点，我判定是文翁石室遗址。”张勋燎告诉记者，建成于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间的文翁石室，是由当时的成都太守文翁创建的，它也是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张勋燎在对碑文进行解读时发现，两块石碑应是立在学堂等带有坐标性质的地方。“洪水将李君碑冲倒，被裴太守在学校灾后修缮工程中再度竖立起来，说明碑石当年竖置在学校园区内。而碑文中还出现了关于‘石室’的记载。”他推测，石室中学原址可能不是现在的地方，而应在东御街附近。
张勋燎在论文《成都东御街出土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遗存考》中指出，《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断，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题”说明。“旁题”提到，《李君碑》最初在公元133年竖置后到公元146年被洪水冲倒，后来又由另一位裴姓成都太守在组织修缮学校建筑设施的工程中，安排有关官吏人员再度将它竖立起来。这是李君碑原来所在地应在学校园区内的直接证据。裴太守碑出土地点与李君碑相距仅1米，说明当年两碑实际上是安置在一起的，先竖《李君碑》，后竖《裴君碑》。两碑是在原地仆倒后，埋入地下，后来并未移动过位置。这一材料充分说明，两通汉碑当年应在学校园区范围之内，在一个集中安置历届办学有功的太守一类人物的纪念性场所。
结合碑文内容，张勋燎对西汉景帝末年以来成都兴学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对不同时期汉代建筑、碑刻遗存的保护和研究情况进行对比。进行一系列研究后，他认为，文翁学堂曾几度向西扩展延伸，到南宋蒙军焚烧成都，文翁学堂遭彻底毁灭。元代以后成都府学迁修重建。
文翁学堂有东、西、南三“校区”
谈及文翁石室学堂的发展，张勋燎拿出一张清末成都地图，向记者详细解释道，以汉代石室建筑的存在与否作为标准，可以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为界，将文翁石室学堂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他说，两宋时期文翁学堂曾经历大规模扩建，以北宋庆历和崇宁时期最为显着，学堂边界向城西移动。“文翁学堂是一个大的学校概念，后来的蜀郡郡学、益州州学、成都府学，都是文翁学堂历史的延续。在‘文翁学堂’校园内的汉代石室建筑不止一处，后来保存下来的汉代建筑名称比较复杂，有所谓‘文翁石室'’周公礼殿‘’高朕石室‘等，后人往往取其中一名以代校名。”张勋燎在论文中提到，刘宋任豫《益州记》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都说：“文翁学堂，一名周公礼殿。”北宋范镇在其所着的《东斋纪事》中记载，“成都府学有周公礼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西有文翁石室。其南有高朕石室，比文翁石室差大，皆有石像。”张勋燎认为，所谓“东”“西”“南”,都只是一个大致的相对概念，并不一定指正东、正西、正南。高朕石室位置在文翁石室与周公礼殿之间偏南方向，即文翁石室的东南、周公礼殿的西南。这都是当时文翁学堂西学扩建的结果。两块石碑很可能就是位于周公礼殿“校区”内。
张勋燎介绍说，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蒙军攻蜀，焚荡成都，学堂遭到彻底毁灭。元代对学堂进行了有私人性质的重建，到明代由于修蜀王府，学堂搬迁到原址西南一里处即今文庙前街。
(责任编辑：陈冬梅)
